财经

【独家】廉价倾销 抢30%市场
中国五金建材强攻大马

曾年樑(左起)、许圣杰、罗夫及林权兴,在会所接受《南洋商报》访问。

(吉隆坡25日讯)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总会长罗夫指中国五金建材正以低廉价格“走出去”,抢攻世界市场,单在去年我国厂商已经损失30%的订单。

他指中国五金建材产品比大马生产的价格低17至20%,导致无法竞争的大马厂商停产甚至倒闭。



“在这波低价攻势下,他们抢走不少本地厂商的订单,目前我国50至60%五金建材进口自中国。”

罗夫与该商会多位重要领导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透露这项剧烈的马中“商战”消息。

其他出席者包括署理会长及钢材组主任许圣杰、执行会务顾问拿督林权兴及财政曾年樑。

罗夫说,目前国际五金机械建材供求失衡,主要是中国供应量太大,同时期国内已无法消化,在这种压力下,中国货正全力“向外走”。

他说,中国五金建材的攻势已经严重打击大马市场,冲击本地同业。



中国铁矿成本较低

“本地的五金制造法是熔化废铁后再造,而中国是使用铁矿砂制造,因此其成本较低。”

罗夫表示,由于中国大量出口五金建材,许多本地贸易商开始选择中国货,导致国内不少厂商开始倒闭及停产。

他批评中国货重量不重质,为了大量生产而忽视品质,也常出现不合规格的五金建材;目前我国50至60%五金建材进口自中国。

不过,他说:“本地业者不能因为卖不出,就向政府寻求保护,这样对我们贸易商不利。就如美佳钢铁(Megasteel)对政府提出的反倾销申请那样。”

他解释,如果寻求政府“保护”,那有关的保护税将提高国内五金的价格,进而冲击本地贸易商。

“我们也出席相关的听证会。我们了解到,若特定企业受到过度保护,反而对其他工业造成伤害。”

大工程全交外资  
五金业今年料更糟

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总会长罗夫预测,随着国内今年没有特定的大型工程项目,因此他估计今年业内情况比去年更糟。

“就算有大工程都全权交给外国公司承办,如隆新高铁,对本地商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说,在2014及2015年8月之前行情不错,直至马币急速滑落后,冲击就开始出现。

罗夫建议政府,在吉隆坡-新加坡高铁项目的建材,应交由大马厂商提供,以让本地商家分一杯羹,才能真正达到双赢的效果。

他指出,在高铁项目上,最大赢家将是中国,而大马则会是输家。

他说,若高铁项目由中国承包,肯定的是他们将从中国聘请员工来马,所有建材及人员也一律从中国运来。

“我曾与中国公司合作一个项目,他们(中国承包商)在工地区域建立一个小社区,小屋、餐厅、商店等种种消费设施一应俱全,所有员工包括工程师及外来都住进去,甚至连厨师及筷子也来自中国,全面垄断。

“他们的观念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让一分钱流入大马,中国要全部吸纳回去;换言之,大马的酒店、购物中心等完全没受益,他们不在我国消费,未能促进大马经济发展。”

隆新高铁全长约330公里,从新加坡前往吉隆坡只需90分钟。 

中国五金“来势汹汹”,使本地厂商生意减少,陷入困境。(档案照)

生意额跌  裁员恶化

罗夫说,业内开始出现裁员的现象,若经济情况持续恶化,裁员是必然的措施。

“在生意量不断下跌的情况下,为了节省成本及缩小业务规模……没办法,养不了人。”

他说,房地产市场也在逐渐放缓,许多项目处于暂停状态。

他举例,若家庭收入低,如何购置房产;国家收入少,许多项目非停止即延迟,甚至调整财政预算案,国内经济情况可见一斑。

他补充,全球经济动荡,员工士气低迷,各行各业都在裁员及减薪,导致人心惶惶。

跨协“一带一路”左右逢源

大马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表示支持。

罗夫指出,我国签署跨协商家可扩大及探索业务版图,可谓一大商机,否则日后各国“百家争鸣”时,大马将面对巨大的竞争。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跨协与中国一带一路打对台,但若大马两者都支持,商家便能左右逢源。”

他说,跨协对自由贸易协定有利,虽然新经济政策列明限制,但对华商来说没问题。

针对去年10月1日起生效的罗里抽屉式车斗新规格,罗夫指出,政府规定的全国逾100家安装罗里车斗车厂收费昂贵,估计只需1500至1800令吉的车斗,要价超过3000令吉,价格高出一倍。

“政府去年严厉取缔,规定罗里都必须安装新车斗,否则一旦被发现将受到对付。”

此外,他也表示,有兴趣者可上网搜索有关的车厂名单;只要前往电脑验车中心申请及拥有一定的经验,便能获得相关执照,获准为全国的罗里安装合格的车斗。

“不过问题是,这些车厂收费高,毕竟钢铁价格已下跌,为何车斗价格仍居高不下?”

总会易名壮大阵容

大马五金机械建材总商会去年11月召开2015年特别会员大会,一致通过总会名称改为“马来西亚五金机械及建材联合总商会”。

罗夫指出,该会议决修改总会名称,将总商会改为联合总商会,旨在扩大组织阵容,吸纳更多同业加入,共同谋取福利。 

“目前我们仍采用旧名,因为未获社团注册局批准。

“我们3个月前已经将有关的名称修改申请呈交社团注册局,相信很快便能获得批准。”

此外,他说,为了让招揽更多年轻同行加入,让组织更显年轻化,总会也通过筹组成立总会青商团,并修改章程,接纳青商团的加入,年龄层为45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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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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