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有关当局突然颁布一个法令，法令条文要求医生在特定情况下必须“违反”职业道德，将病人的隐私和资料随意公开，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心将会受到怎样的打击，医生的专业形象将会受到怎样的糟践？

我们同样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有一条法令条文鼓励商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可以违反商业道德，随意涨价、售卖冒牌货或糊弄消费者，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更加无法想象，如果教育法令突然修改条文，要求教师在“配合”某些特定情况，可以违反职业道德或专业操守，向学生灌输“不恰当”的资讯或随意糊弄学生，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变成怎样？

极度危害新闻专业

而我们“英明”的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居然献议修改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严惩泄漏官方机密者，并对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新闻从业员同样施以严惩，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和鞭笞10下。

有关建议中的修改条文如果要严惩体制内的泄密官员，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建议中的严惩条文也包括对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的新闻从业员，这点非常不合理。这点无疑是在强制新闻从业员违反职业操守，对新闻专业及新闻教育的冲击及危害是极大的。

须保障第四权功能

笔者曾经在课堂上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时，一再强调坚持专业操守，保护消息来源的重要性。笔者经常举出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中国民国时代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陆铿，在揭发当年轰动一时的“孔宋弊案”后，遭到当时的民国总统及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逼问消息来源。

陆铿当时冒着被处分，甚至可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坚守职业操守，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并对蒋介石晓以大义，最终逃过一劫。

陆铿坚持职业操守，保护消息来源的专业精神是很值得现今的新闻从业员学习的。在面对当权者的压迫与淫威之下，能够将名利地位和生死置之度外，原本就未必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如果官方机密法令对泄密者严惩的对象扩大到新闻从业员，这对整个新闻行业的专业性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当局此举也将对公众的知情权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试想，如果修订的条文落实，一旦掌握消息来源的新闻从业员将受到对付，这无形中已经“离间”了消息来源提供者与新闻从业员的关系，导致消息来源提供者觉得没有保障，从此拒绝向媒体提供消息。当局这招釜底抽薪的方法确实“够绝”！

诚如首相署部长拿督刘胜权所说的，如果所泄漏的机密关乎舞弊、滥权和欺骗，官方机密法令应保护告密者。

同样的，如果所报道的是关乎国家及公众的利益及人民的权益，即使涉及官方机密，新闻从业员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对付。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发挥媒体第四权的功能，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保障；也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彰显民主及法治的透明度。

我们无法期望像另一位“天真可爱”的部长所提及的，若政府机构出现管理问题或贪污腐败问题，政府本身拥有的特定机构将会揭发，不需要其它单位代为揭发。

监督政府健全运作

“可爱”的部长大概忘了，体制内的机构要如何揭发体制内的弊端？他们如何敢揭发体制内的弊端？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媒体作为第四权负有监督政府机构及社会公共机构健全运作的责任，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献议中修改的官方机密法令条文，一旦落实势必对新闻专业、言论自由及公众的知情权造成极大的危害。笔者希望内阁及代议士能够拒绝总检察长献议的条文，恢复人民对政府机构问责制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