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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的东盟

2016年可说是多事之年,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从寨卡病毒曾一度肆虐到韩国政局变动,从多国遭受恐怖袭击卡斯特罗逝世,这些事件无不对全球局势带来深远的影响。

对东盟而言,2016年也是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的一年。在1967年东盟成立时,主要在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以及抵御共产主义的威胁。



时至今日,东盟早已成为了包含东南亚10个国家共同加强政治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区域性组织。

在2016年1月1日,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成立,标榜着10个东盟成员国将实现贸易自由化、扩大出口市场、参加全球供应链等,并实行货物、服务、投资、资本、熟练劳工自由流通等。

一年之后,东盟经济共同体,究竟达到了什么目标,尚未完成什么,其走向又是如何呢?

投资流量增11%

实际上,东盟在过去一年不能说没有获得。在寮国万象举行的2016年东盟峰会,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万象宣言:关于通过东盟共同体工作计划(三)的倡议》及《万象宣言:关于通过东盟互联互通2025的总体规划》等多项重要文件。



通过这些努力,10个成员国正在促进东盟地区的经济潜力和利益,而许多跨国公司也已经在区域基础上和东盟走得更近。

根据2016年东盟投资报告,在2015年里东盟与6个潜在合作伙伴,即中国、韩国、日本、澳洲、印度和纽西兰的投资流入量增加了11%,达至400亿美元(1792亿令吉)。

在这之前,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另一个积极进展是在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下消除关税。

根据《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进展和关键成就》(AEC 2015: Progress and Key Achievements),东盟6国几乎完全消除了所有进口关税;柬埔寨、寮国、缅甸和越南的关税消除计划预计将于2018年完成,而这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贸易,使该区域更接近其社区、货物自由流动的目标。

AEC进展缓慢

但是,东盟经济共同体虽然有所进展,这些进展却是缓慢的。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提塔南蓬苏迪拉克(ThitinanPongsudhirak)就曾指出,基于东盟缺乏“超国家权威”(supranational authority),让整合的步伐愈加缓慢,而使东盟经济共同体还是“与以前一样”。

提塔南认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缺乏动力,虽然签署了不少协议,却在实施上面对着挑战。换而言之,即使过了一年,东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尚未做好全面准备,完全落实一体化。

恢复东盟的团结性的关键实际上是建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这其实也是除了经济共同体之外,东盟共同体的其中一个部分。

中国角色加重

安邦智库(Anbound)曾表示,在三大支柱中,社会-文化交流是很重要的一支。为了确保东盟共同体的成功,东盟各国领导人、东盟人民必须团结为一个集体。

另外,在2017年里,中国在东盟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是更为重要。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在其亚太策略上会做出改变,而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极可能会产生变数,未来多国贸易交易的形式仍然模糊。

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会更具影响力。一些东盟国家或会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其经济边缘化,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东盟经济共同体接轨之后,这种迹象会更明显。

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东盟经济共同体应该也重视东盟普遍人民的利益,而不仅是区域一体化,而更应该是区域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运输、信息通信技术,更应该被列入优先事项清单。

虽然过去一年里,许多进展仍属缓慢,而未来一年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整体上而言,东盟市一个集聚2.6兆美元(11.65兆令吉)、6.22亿人口的市场;东盟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约5%,仍然是一个极具潜能的区域,而东盟经济共同体更是值得继续关注。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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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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