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鹅/李忆莙

这次于江南走了一回,从桐乡到乌镇,从乌镇到镇江、扬州,几乎每一顿饭桌上都有鹅。

在此时此地,你说叫我去买只鹅来烧制道什么肴馔罢,我还真的不知该上哪去买。即使是上酒楼餐馆,也不知哪家可以吃得到鹅肉。当然,鹅,我是见过的。小时候左邻右舍都有人养鹅,并让它们在前院后院自由地大摇大摆乱走。



防盗又防蛇

那时,养鹅是用来防盗的,从没见过有人将鹅杀了来吃。鹅很凶悍,见到陌生人就伸直脖子追赶。所以养鹅看门并不比养狗差。鹅不但灵敏尽责,而且攻击性特强,被咬着了不但不肯松口还带“拧”的呢。小时候我们都很怕鹅。鹅除了凶悍,会咬人、“拧人”,还很会吵,终日轧轧地乱叫;在院子里大摇大摆,走来走去,追这赶那的搞得鸡飞狗跳。

养鹅除了防盗还能防蛇,据说有鹅的地方是不会有蛇的,因为蛇怕鹅的粪便,一旦沾上了,沾着的部位就会逐渐溃烂,最后蛇必死无疑。

这些有关鹅的童年记忆,常常给我带来趣味盎然的回忆。然而此生却没有过多少吃鹅的记忆,似乎也只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丈夫不知从哪里得知在半山芭有一家烧腊店,店主刚从香港拜师回来专司炮制深井烧鹅。这“半山芭深井烧鹅”吃是吃过了,感觉就跟烧鸭一样,没什么特别,也就仅此一次。如今那店是否仍在经营中?则不得而知了。

五脏六腑都能入馔



这次于江南走了一回,从桐乡到乌镇,从乌镇到镇江、扬州,几乎每一顿饭桌上都有鹅。烧的、卤的、炖的、煸的、炒的、焖的,盐水的,总之就是花样百出,我都不太记得了。当然,“胭脂鹅脯”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红楼梦》里的肴馔,有不少是鹅。而“胭脂鹅脯”是常被提到的。所谓胭脂是因为鹅肉呈玫瑰红色,像仕女涂抹的胭脂而得名。这红色的鹅肉原来是风干了的,叫“风鹅”。记得在扬州吃到一盘很漂亮的菜,叫风鹅片炒莴苣,一红一绿的非常悦目,吃在嘴里,有莴苣的清脆、风鹅的甘香,别有一番风味。

其实风鹅无论怎样做都很好吃。尤其是风鹅切丁炒饭,我一口气可以吃两碗。除鹅肉,还有鹅掌、鹅头、鹅翅膀,另外肝、肫、肠、脑、血等等的五脏六腑,都能烧制成盛馔,令人叹为观止。

在镇江茅山句容市,到处都是吃鹅的馆子,还特别强调是“老鹅”。什么“江边老鹅”、“莲藕老鹅”、“红烧老鹅”、“老鹅炖卤干”等等的“老”个不亦乐乎。是否吃鹅以“老”为好?当时没问,现在想来倒是觉有点遗憾了。

风鹅之于茅山句容,应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日常食品罢。在那里,不论是檐前还是屋后,举目所见都是晾晒风干的茅山老鹅。

吃鹅,当然要数扬州吃得最活色生香,最精致了。这与扬州的文化历史不无关系。曹雪芹写《红楼梦》,也连带写了一些鹅的食谱。曹雪芹祖上当官,三代四人曾任苏州、江宁织造与两淮盐政达60年之久。如此家势的富贵人家,讲究吃穿,生活奢华是理所当然的。到了曹雪芹这一代,当他提笔作《红楼梦》时,少不免会将祖上的生活排场写进去。因此扬州的风清朗月,讲究吃讲究穿,且能诗能画的儒雅江南便成了他的笔底风光。然而,这种极尽奢侈繁华的同时,却又是精致的、清丽的,充满贵气。惟此时的曹雪芹,正如他的友人所言:“扬州旧梦久已觉。”

谈吃鹅,而扯了这么多,且都是旧梦,难怪说写作是一种不断观察世情与回顾的劳作,看到别人总也得想想自己。冷雨无声,两百多年前的曹公,梦觉红楼,尽是前朝遗事,絮絮讲述着的却是人世间的瞬息悲欢。而枕畔留香,留的应是另一场飘忽的幽梦,比如吃鹅,胭脂鹅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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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梭磨河畔的散步/李忆莙

马尔康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衰亡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却让外来者感到最容易亲近。不论在哪,不论场合,也不需怎么搭讪,你随便跟个旁人说话,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马尔康人就是这样。他们的亲和在于愿意接触,喜欢与人交往。换句话说,马尔康人的心襟是敞开的,虽然在环境上,地处雪域高原,离内地也很远,但并没养成闭关自守的性格。

在这雪域高原上,我的视野、心思,经常停驻在文化与历史两个层面上,并尝试思索嘉绒藏族在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最终顺应潮流,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梭磨河畔,不论是散步的老人,卖核桃的大妈,都是最佳的聊天对象。聊起马尔康,他们可来劲了;这这那那,为人所知的,或不为人所知的,你有问没问的,他们都愿意告诉你。尤其是老人,经历过岁月苍桑,见多识广。你问他马尔康的历史,他立即为你细说从头,说以前的马尔康只是一个宽平的河谷,除了一座庙和一个土司官司寨,只有少数的十来二十间房子,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河谷和山边的草坪上,那时马尔康的人大多数是商贩和马帮,除了贩卖茶叶,药材,油盐和日常用品以外,还有贩卖枪支、子弹、和鸦片烟的。

剥削年代土匪横行

 

察觉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人却笑了:“那年代土匪猖獗,械斗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枪杆和子弹,怎么保障生命和财产?至于鸦片,那就更平常了,贩卖鸦片从中可牟取暴利;高居不下的烟价,为土司的“国库”带来丰厚的钱财。百姓种植鸦片,得给土司缴税纳款。曾经发生过百姓揭竿而起反暴政,烟税过重等同于暴政。”

我说,那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远在西南大峡谷中的藏地,世道不太平,也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吧。

老人听了大笑,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土司掌握所有资源,百姓耕种得交粮的剥削年代。

“那时的马尔康荒凉而封闭,住房屈指可数,就别说有可供住宿的客栈了,商贩们都在河滩搭建起临时帐篷。其实不单是外来商贩,有许多本地人也是长年以帐篷为家的。总之,那时的马尔康,不但贫穷,还封建得很。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耕地的农奴。他们向土司借一小块耕地,就得给土司当差服劳役。这样的制度已经沿袭了好几百年。”

脸带笑容眼含忧郁

老人的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一层薄薄的忧郁。“为人一世,所为何事?难道就仅仅是图一口粮,赖以活命?不是的,再歹活,也得要一点点的自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老人的叙述,不仅有对时间深度的感叹,更渗透了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苦涩。而历史,没人可以对它一言道尽;它可以是整合的,也可以是顺应的,甚至是传承的。

而大妈所说的则是民生问题,是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境界,是支撑平凡小民生活的不平凡积淀。

这就是我在梭磨河畔的散步所得—— 在马尔康,你总会遇到爱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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