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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跨协阵线:不准优化最低薪
家庭收入平均跌117元

阿兹兰阿旺(右)认为跨协根本不利于普通老百姓。左为莫哈末沙阿尼阿都拉。

(吉隆坡15日讯)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行动阵线(Bantah TPPA)副主席阿兹兰阿旺引述普华永道成本效益考量说,若我国签署跨协,在2027年的月薪涨幅平均只比基准线高出25令吉。

他根据上述数据推算,2018年至2027年,家庭收入反而将平均下跌117令吉。



他说,这是由于跨协不允许我国优化目前为10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

“最低薪金制是提高薪金的一般水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

他说,我国的最低薪金制每小时仅5令吉,比雅加达的每小时5令吉40仙及马尼拉的5令吉52仙还低。

他指出,跨协投资章节内,包括“公正与公平待遇”及“国有化”的条款基本上意味着我国政府不能更改,任何将减少投资者目前及未来利润的经济指标。

“这类型事件从法国和埃及的自贸协议中可以看出,尽管最低薪金制并非歧视性条款,但由于埃及政府实施最低薪金制,法国veolia集团因此对该国政府提出诉讼。”



他今午与大马人权促进协会(PROHAM)助理总秘书莫哈末沙阿尼阿都拉一起召开记者会,发表上述谈话。

有违经济转型 
跨协一签国家倒退

阿兹兰阿旺表示,在投资章节内的禁止表现需求也阻止大马拟定不鼓励低附加价值、低薪资的工业投资的政策。

“这已与经济转型计划及第11大马计划,追求高附加价值和高工资的理念有所冲突;若签署了跨协,我们将倒退。”

当贸易顺差减少或我们面对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将导致我国出现裁员的情况。因为我国必须允许外国员工或专才在我国工作10年,其配偶及孩子也可在我国就业。

贸易顺差减少

“普华永道成本效益考量表示,我国将出现贸易顺差减少的情况。”

他引述历来和美国签署自贸协议的经验来看,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其中包括智利2008至2012年出现94亿美元逆差、秘鲁在2003年至2012年出现29亿美元逆差、新加坡在2003至2012年出现103亿美元逆差,及阿根廷在2004至2012年出现217亿美元逆差。

他也说,在签署跨协后,我国企业争得政府大型采购合约将大大减少。

“根据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行动阵线的研究,在2010至2014年,让外国企业获取的政府采购总值为18.2%,若在2018年落实跨协后,在2038年,批准给外国企业的建筑业政府采购将从25%增至52%。”

保护投资者 
大马比美加更好

阿兹兰阿旺指出,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我国目前的市场已比美国及加拿大开放、根据普华永道成本效益考量,我国比加拿大及美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做得更好。

生活成本继续提高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我国仅次于新加坡及纽西兰而已。”

他认为,这份标榜“高品质及黄金标准”的贸易协议,到了2027年的月薪调整仅增加25令吉,并不利于大马普通百姓,人民薪金增幅不显著,生活成本将继续提高。

“在目前的情况下,生活成本不断高涨,95%的百姓只会关心跨协和收入有关的事宜;跨协将加重人民及国家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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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疫后家庭收入跌12.9% 吉隆坡贫困家庭激增

(吉隆坡26日讯)疫情期间,大马家庭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从2009年至2019年的5.3%,于2020至2022年短短3年内暴跌至1%,其中城市家庭影响最大,陷入绝对贫困数量最多。

根据国库控股研究机构于今日发布的最新报告《2024年家庭状况:2019-2022年家庭与疫情》(SaH 2024)也指出,在2022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比疫情前的趋势低约13%,彰显了经济复苏未达预期目标。

报告称,大多数州属的家庭收入都出现负增长,其中,在排除雪兰莪州的强劲表现后,我国2022年的全国平均家庭收入实际将下降12.9%。

国库控股研究所副总监任绍龙与团队日前在媒体预先汇报会上指出,大马三分一地区的收入增长都处于最低的20%,其中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调查显示,大多数地区的绝对贫困率都有所上升,其中城市家庭受影响最大,从2019年的3.8%上升至2022年的4.5%。而且,城市地区陷入绝对贫困的家庭数量也最多。

“此外,财政贫困和非财政贫困之间也存在很多重叠的现象。而且,2022年不平等调整家庭收入显示,有18个地区(主要是大马半岛)属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区,并导致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剧。”

他透露,绝对贫困率上升幅度最高的是吉隆坡(6774户)、吉打的瓜拉慕达(5229户)和沙巴亚庇(5117户)。

净收入影响了处于最底层的10%低收入的家庭,而公积金储蓄不足也引发许多大马面对退休准备的担忧。

“此外,疫后的大马家庭总数虽有所增加,但大家庭数量却减少了,主要转向更小或个人的居住安排。当中,单一收入家庭仍普及,惟其比例从2019年的46.3%略微下降至2022年的44.6%。这也反映出随着经济开始复苏,更多家庭转向拥有额外收入来源。”

单一政策难有效解决群体问题

任绍龙总结称,疫情冲击表明,单一政策难以有效解决各地区和群体的问题,这足以促使政府反思并调整政策,以在未来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指出,报告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出发:一、家庭组建与收入、不平等与贫困;二、疫情重塑家庭支出;三、教育与数字化学习的转变;四、健康与数字化应对方案。

他提到,许多中小企业仍在疫情中挣扎,而一些底层人士并未从援助计划中受益,这提醒政府改进援助机制。

“大马是个多元社会,单一政策难以让社群普遍受惠,可能忽视某些地区的民众,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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