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山水、泉石、残砾
陈瑞献的印石景观

陈瑞献纸刻:〈山水〉

陈瑞献自从1968年“发明”纸刻以来,即常以黑白世界呈现其内观冥想的“暗夜的艺术”,淋漓尽致地发挥隐象法之技,让有无虚实在黑白之间自行辩证。

除了〈石乃久坐之人〉之外,在陈瑞咸的幼石路径之“印石景观”,尚有以下3枚:



陈瑞献印:〈山水〉

(一)〈山水〉

——开启知觉之窗,选一视野,坐好,观山观海。山在四面茫茫白水处,波在边界拍岸。波动,石不动。远山坐定似无情,近水波动若有情。有无之间的辩证,天若有情天亦老,正是物在天地间之现象。留白处为“无”,洽洽彰显了“有”的无边无限。人应当如此观看,也应当如此观看山看水。同样是观物之动静,陈瑞献另有以〈山水〉为题的纸刻作品。

陈瑞献自从1968年“发明”纸刻以来,即常以黑白世界呈现其内观冥想的“暗夜的艺术”,淋漓尽致地发挥隐象法(anamorphosis)之技,让有无虚实在黑白之间自行辩证,作品在报刊出现,展出之余也结集成《陈瑞献纸刻》出版。有趣的是,纸刻〈山水〉与印石〈石乃久坐之人〉 不无神似之处。

纸刻〈山水〉之异山奇石有“底座”,颇似雕塑;以山水观之,其中竖立的巨石在斑驳白底荡动,有如炯争流于海,动感十足,与印石〈山水〉或〈石乃久坐之人〉的久静成对比,也令人想起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那座充满造化奥秘的石柱林。

陈瑞献印:〈泉咽危石〉

(二)〈泉咽危石〉



——水流过石间则为泉,流至空白处为为石;水在石地为泉,石在水处为危石,泉石一动一静,易位之后, 泉(“泉咽”)隐石(“危石”)乃见,反之亦然,太极之道尽在其中。泉石在不同空间互观,青山看我或我看青山,端视主体位置而定。

〈泉咽危石〉是陈瑞献在印石方寸地进行的移景/易景法,已见其造庭之意/艺。相较于〈石乃久坐之人〉,陈瑞献此印刻的其实是“空间”。

潘正镭当年读〈泉咽危石〉,证之于陈瑞献的小说〈内空之旅〉,引述了〈内〉文的这句话:“像在波浪的相互推动激荡上,了知水性的平静一样,苦乐、人我、是非、好丑,动乱万千的流转,了无差别的平等寂静”。

陈瑞献不同媒体的文本,相互指涉性甚强,他频频穿越《拉奥孔》的“诗与画的边界”,来去自如,此仅为一例。岁月流转,夕阳几度,山河如其所是地静静湲湲变象易位。

陈瑞献印:〈残砾〉

(三)〈残砾〉

——“残砾”二字,皆形声,到了陈瑞献刀下,皆碎裂为磥磥砾石,有若巨石剩余物,钜细形状不一,藏景于空白之间,乃至它就是空白,就是“无”,就是“道”。静观之下,“残砾”隐象于有形之物,有如预言历史总已是片片破瓦残砾,留待读史的人自行重构。 戴文治题诗云:

冥想者问:

若宇宙不存在

为何

破山裂石成碎粒?

这显然是一道修辞反问。道生万物,物质不灭,一石一宇宙,纵残砾也是天行健的产物。

特理凡(Roland Drivon)在谈陈瑞献印的论文〈煤匠之佛道〉(1980)中,即提到〈石乃久坐之人〉: “巨石凝立于沙海之上,令人想起日本花园或英国的Stonehenge史前石柱群。……禅坐者经验空无之后,退入石林而硬化如石”。其实,如前所述,依我的观察,纸刻〈山水〉较诸篆刻〈石乃久坐之人〉更近似巨石阵,篆刻〈山水〉也比〈石乃久坐之人〉更有日本花园韵味。

张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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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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