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白垚,作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

1958年刚到大马的白垚,在随后居停在此的24 年期间,一步一脚印的开展了马华文坛的新领域。

白垚,原名刘伯尧,亦称刘国坚。他 1934 年生于广东,1957 至1981居于马来西亚。

白垚是刘国坚更为人知的笔名,其外亦署林间、刘戈、凌冷等名。在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学习历史之前,他曾先后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接受教育。他1957年底南下新加坡,不久迁往吉隆坡,而后耕耘于斯,直至1981 年移民美国。



他对马华社会的主要贡献,乃其所扮演的激进知识分子、及具影响力的创造 / 叛逆型的书写者角色,而后者在其后多年更其鲜明可见,亦更其具争议性。

主张不暴力

作为一个激进知识分子,他将其激荡心智的活动限于室内,主张不诉诸暴力抑或街头示威等群众活动。他也许被视为从属于在中共与国民党两大敌对势力之间起着平衡作用的某意识形态集团,但他并不曾对他的文学追随者言说过政治。他与当代青年交往时所展现的个人魅力与感召力,他对他们的引导与启发,最为显要。

《学生周报》与《蕉风月刊》,是上述集团倡导其思想主张的两大载体。它们皆是接受读者投稿的文学杂志。在多数作家皆服膺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个年代,无以计数的马华青年,尤其是那些新苗初长的作者,却被一种自由、任意的书写形式所吸引。而在那群卓有名气与成就的作家队伍当中,刘诚然是最可亲、最令人鼓舞的一个。

在《学生周报》 的旗帜之下,上述集团在马来亚/马来西亚多个地方,包括新加坡、峇株巴辖、麻坡、马六甲、芙蓉、吉隆坡、怡保、江沙、太平、槟城、亚罗士打与文冬设立了一连串的通讯部,或称学友会。这些学友会经常举办吸引人的节目,如歌咏、戏剧、舞蹈、文学、艺术与运动。学友会的多数会员是在籍学生,而曾在那浩瀚却令人无所适从的社会政治瞬息万变的汪洋中,遭受排挤与疏离者,则不在少数。刘戈,或所有会员口中的“刘哥”,除了在全国性的聚会与会员相见,几乎每月都莅临探访较大城镇的一些通讯部。



这些学友会从 1956年成立,至1970年关闭,前后活跃了14年。

会员总数每年千人

其间会员总数每年都不下于1000人。那些年间总共办了57次大型聚会,其中有16次学习与进修营是为诸多分会的特选干部而办的。

每次聚会为期1至3周,较常选择的地点包括金马仑高原、福隆港、波德申、马六甲与邦咯岛。《蕉风月刊》亦曾为作者办过几次的作家生活营。

作为戏剧爱好者,刘倡导创办了吉隆坡地区的歌乐节。他本身亦担负歌乐节至今为止40场演出中首11场的舞台工作。

刘,作为那些活动的总执行者,显然是一个天生具备魅力、自信与热忱的社会工程师。上述学友会在政治狂暴的年代中,极可能在马来西亚社会起过稳定的作用。在政治社会的一片喧嚷中,数以百计的年轻会员深切了解必须通过学习教育以达致自我实践。在先导者的启发之下,他们最终在本地或国外深造。而刘,是这些先导者中最突出的楷模。

此外,上述两个文学杂志亦通过种种方式(提供发表空间、间中举办作者聚会)培育了不少于20名编辑、数量庞大的作者,及促成全国多处文学研究团体与诗会——如“海天”、“荒原”,和“新潮”的成立。

著作非意识形态化

刘本身也是写作者,且是卓越而充满争议的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学充溢的时代,刘的文学著作,与众有别的非意识形态化,清新可人。

作为剧作家,他认真推动其舞台剧《汉丽宝》,此剧讲述汉丽宝公主及其在早期马来皇朝宫闱中的婚姻生活。他亦创作了另外两部有关本土传说与人物的剧作。他在本地戏剧历史上的烙印,是不能轻易抹杀或忽略的。

在中国,群众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受促学习白话文。一众知名的诗人自此开始书写较少讲究格律的诗歌。五四运动的影响极其广远,其时在马来亚的一些中国移民作家亦跟风而动。然而,直至1950年代末刘豪情万丈的奋起引介与推动被笼统称之为“新诗”的新形式诗歌写法之前,马来亚的文学改革并未曾反叛跃进过。

刘究竟是否第一首马华现代诗的作者,如今尚是激烈辩论的问题。然而辩论中的那首诗,无疑却是诗质极高的。那首深具影响的诗题为〈麻河静立〉,发表于1959年3月。它被誉为经典之作,不仅因其水平之高,而且更因为它为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作为一个诗人,刘在那个年代诚然是多产的。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连同过去50年的其他著作,都已收录于2007年出版的集子《缕云起于绿草》之中。毫无疑问,此书将成为文学史——尤其是马华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林春美译,原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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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史

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真实。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旦走过,便成为昨天的痕迹。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即使是一块石头,也有它自己的历史存在。你无法阻止历史的流转,也无法改变历史。



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九章提到了关于“诗”与“历史”的区别,并说明“诗”比“历史”真实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所谓“诗”,在那个历史环境里就是“文学”的总称。

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历史和诗,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叙述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诗比历史真实。”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却没有最后的历史。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在每一个阶段的生命过程中,经过的与错过的,都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入历史,但是人永远不知道你和她,他和你,最后的最后会构成什么样的风景。为了美丽的回忆,善待与宽容是必要的。

人与人的相遇、相知、相惜,就是生命历史的建构过程,你走进他人的生命,他人走入你的世界,都会成为生命的历史,这历史将丰富你和他的生命,将会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美丽风景。

文学守护你的心灵,而历史则过滤你的心灵。自己的一生不但是历史,也是文学。你让谁走入你的生命,你就会建构什么样的人生风景,你选择什么样的风景,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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