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重庆,发神经的城市/李忆莙

重庆屋宇重重叠叠好几层。

重庆概称有3000万人口,加上外来的,应不止此数。而整个重庆城市就建在一座座山上,故房子一层层建得像田梯。

众所周知,重庆是个山城。而于你,山城是什么概念?或许,你会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山多啦。



没错,重庆就是山多。

可那是什么样的山呢?很高吧,高到什么程度?

没踏足过重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这“无法想象”,包含着另一层意思:你得先放下你的常识,同时也得放下普遍的想法。换句话说,你的思维要转化,你不能以普遍的常理去看待重庆。因为重庆按常理解决不了问题。

重庆的问题,不仅仅是山多,还有堎丘和许许多多的坡。

屋在山上,坡在屋里



自古以来,重庆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此重庆人打从会走路开始,就得爬坡。即使不出门,坡还是得爬的。

关于重庆的坡和房子,梁实秋在他的《雅舍小品》里写得很传神。他的“雅舍”在半山腰,朋友来访,得先爬七、八十层土阶,进得屋来,仍然得爬坡。因为地板是依坡势而铺的,因此“一边高,一边低,来客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得有大不便处……”

这不就是“屋在山上,坡在屋里”这么回事吗。虽有点怪,倒也不难明白。

难明白的是,在重庆,你不能以常理思考,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是亲眼所见,亲身所历,还是不敢相信。

22楼出来有马路

且说那天抵达重庆时已是傍晚时分,在高铁站雇了辆面包车便直奔旅行社,报名参加一小时后出发的看夜景团后才去酒店。重庆夜景之炫丽熣灿早已闻名遐迩,是大伙期待已久的,虽然饥肠辘辘,仍觉得看夜景比较重要。便问框台人员,我们放下行李后想去随便吃点东西,附近有简便快捷的食店吗?回答说有啊。你们住12楼嘛,按电梯上22楼,出电梯就有了。沿路下去就是江边了。

我们一听,呆了,怎么上了22楼,出来会有马路?还可走到江边?这江之边,是长江还是嘉凌江?江怎么会上楼了呢?

果然,出了22楼电梯,先看到天桥,再直走,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大马路!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天天都“安步当车”,在上下难分中走上走下;一会在大厦的顶层,一会又钻到地下去了。多少回明明是在路上,却实实在在走在人家的屋顶上。这种上天入地的落差,不断地形成巨大的心理冲激——不论我是从第几层楼出去,总是见到有条马路横在面前!我是彻底被搞昏了。更夸张的是本地人给游客派的定心丸:“若在十几层的酒店房间,你忽然看见窗外有人影晃物,别怕,那不是鬼魅,也不是小偷,是路人。”

一两百级台阶称梯道

重庆概称有3000万人口,加上外来的,应不止此数。而整个重庆城市就建在一座座山上,故房子一层层建得像田梯。城区高楼大厦多,大厦里的电梯是交通工具之一,市民上下班,用类似Touch’n Go的卡搭电梯。立交桥多不胜数,重重叠叠好几层,坐在车里仿如上天入地;还不时来个90度的大回转。轻轨从人家的房子穿过,屋面的人毫无感觉,那是人家重庆人的避震隔音功夫了得。重庆的交通不仅翻山越岭上天入地,那动辄一两百级的台阶,被称作梯道。懂吧,那是让人行走的。所以,说不定哪天你走在行人道上,忽然惊觉是走在人家的阳台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今天的重庆是个先进城市,已不是梁实秋笔下的模样了。当然,房子仍是建在山上,陵丘依然,坡还坡。高楼大厦顺着山体的形势而建,最要紧是地基得打稳,故起码好几层,不然怎撑得住高矮参差不齐的建筑?

同时这也是个最容易迷路的城市,你不但被搞得昏头转向,迷失方向,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于是有人说,这是个魔幻的城市。我说呢,这城市发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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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梭磨河畔的散步/李忆莙

马尔康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衰亡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却让外来者感到最容易亲近。不论在哪,不论场合,也不需怎么搭讪,你随便跟个旁人说话,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马尔康人就是这样。他们的亲和在于愿意接触,喜欢与人交往。换句话说,马尔康人的心襟是敞开的,虽然在环境上,地处雪域高原,离内地也很远,但并没养成闭关自守的性格。

在这雪域高原上,我的视野、心思,经常停驻在文化与历史两个层面上,并尝试思索嘉绒藏族在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最终顺应潮流,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梭磨河畔,不论是散步的老人,卖核桃的大妈,都是最佳的聊天对象。聊起马尔康,他们可来劲了;这这那那,为人所知的,或不为人所知的,你有问没问的,他们都愿意告诉你。尤其是老人,经历过岁月苍桑,见多识广。你问他马尔康的历史,他立即为你细说从头,说以前的马尔康只是一个宽平的河谷,除了一座庙和一个土司官司寨,只有少数的十来二十间房子,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河谷和山边的草坪上,那时马尔康的人大多数是商贩和马帮,除了贩卖茶叶,药材,油盐和日常用品以外,还有贩卖枪支、子弹、和鸦片烟的。

剥削年代土匪横行

 

察觉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人却笑了:“那年代土匪猖獗,械斗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枪杆和子弹,怎么保障生命和财产?至于鸦片,那就更平常了,贩卖鸦片从中可牟取暴利;高居不下的烟价,为土司的“国库”带来丰厚的钱财。百姓种植鸦片,得给土司缴税纳款。曾经发生过百姓揭竿而起反暴政,烟税过重等同于暴政。”

我说,那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远在西南大峡谷中的藏地,世道不太平,也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吧。

老人听了大笑,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土司掌握所有资源,百姓耕种得交粮的剥削年代。

“那时的马尔康荒凉而封闭,住房屈指可数,就别说有可供住宿的客栈了,商贩们都在河滩搭建起临时帐篷。其实不单是外来商贩,有许多本地人也是长年以帐篷为家的。总之,那时的马尔康,不但贫穷,还封建得很。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耕地的农奴。他们向土司借一小块耕地,就得给土司当差服劳役。这样的制度已经沿袭了好几百年。”

脸带笑容眼含忧郁

老人的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一层薄薄的忧郁。“为人一世,所为何事?难道就仅仅是图一口粮,赖以活命?不是的,再歹活,也得要一点点的自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老人的叙述,不仅有对时间深度的感叹,更渗透了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苦涩。而历史,没人可以对它一言道尽;它可以是整合的,也可以是顺应的,甚至是传承的。

而大妈所说的则是民生问题,是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境界,是支撑平凡小民生活的不平凡积淀。

这就是我在梭磨河畔的散步所得—— 在马尔康,你总会遇到爱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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