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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视角转向经济合作/谢祥锦

南海纠纷仲裁的事件让东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明朗化。

上个月,美国的《赫芬顿邮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以“东盟的终结?”为标题,提及了东盟在南海仲裁的事件上显得不团结,并点评出制度上问题导致东盟无法实现整合、没有办法采取对应措施,且质疑东盟作为亚太地区凝聚力的角色。

这篇文章所提到的一些内容或许并不能得到所有读者的赞同,但是当中所点出的东盟成员国向心力不足,却属实。



仲裁事件的确让东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明朗化;当中菲律宾和越南支持仲裁结果是正常不过的,而较为亲近中国的柬埔寨领导人洪森表达了支持中国的鲜明立场。

而缅甸没有表达完全支持中方的立场,但是也没有完全支持越南或者菲律宾的立场。

东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区域,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民族、语言、文化等的都有极大的差别,而在领土纷争方面不同的成员国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因此未能达成共识也是意料中事。

在南海纠纷的议题笼罩之下,东盟之前所经营的区域内外经济合作的努力似乎受到了影响,而这正是东盟各国领导人所应该注意的。

与中国唇齿相依



南海课题,同时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东盟经济共同体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也有人担忧这对东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不利。

不过,尽管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保持了其作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在2015年,东盟的数据显示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464亿美元(约1.4兆令吉),占同年东盟贸易总额的15.2%。

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数据则披露了在2015年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为4721.6亿美元(约1.9兆令吉),相当于中国总贸易额的11.9%。

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与东盟对彼此都非常重要,而在经商贸易与投资方面双方可说是互相需要。

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东盟更需要中国,即使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当下对东盟造成冲击,其重要性仍然显著。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提升,东盟和中国的经济上相互合作对彼此都能带来益处,若因为区域地缘政治纠纷让经商投资受负面影响则对双方都不利。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与东盟更需要以协商、沟通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且应该更重视经济、贸易方面的议题。

成员国必须团结

至于东盟方面,东盟各国政府需要加紧努力,加强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沟通、在国家层面加强经济贸易合作的讨论,以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推行,东盟成员国也感受到了需要在国内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压力,也必须设置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规范和法则。

所谓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即在于让10个东盟成员国实现贸易自由化、扩大出口市场、参加全球供应链等,当中也将实行货物、资本、人员自由流通,把东盟打造成一个单一市场。

要实现这一个目标,东盟需要相当程度的团结性。这里的难度,不但在于东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东盟仍然要克服这方面的挑战。

因此,除了地缘政治、东盟成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在教育、文化交流方面也需要加强。

牵涉全球经济走向

东盟的前景实际上牵涉了全球经济的走向;不过东盟也受到区域性的影响,被区域局势所牵制。

因此,东盟应该考量自己的利益,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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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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