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注意到杜维明教授的言论，特别是他以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身分，在国际许多文化及教育的论坛上，所发表有关儒家学说的看法，往往让人耳目一新。 

“文明对话”，是杜维明提出来的。他说，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只有拿优和优来对话，才有和合共存。再拿劣和劣比较，才能看到对方全面。我在跟随他的研究心得，发现他提出“回儒对话”，解决文明冲突，感觉他的看法很不一般。 

有一天，机会来了。我出席了一场研讨会，正式亲耳聆听杜教授的演讲，并在会后与他交流，更难能可贵的，他邀请我同桌一起用餐，让我有机会提出我的许多问题。 

把新儒学带回发源地

杜维明教授不仅是一名世界级著名学者，更是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给我的名片，居然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我这才知道当时已经74岁的他，在70岁时已经在哈佛大学退休，然后远赴北京，在北大开创此新研究院，将儒学在世界绕一圈后，所吸取的西方新养分，再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囯本土。 

儒家学说是否能在世界开花结果，最后的优劣，也完全取决于新儒学的动向。所以，杜教授从西方回到改革开放的中国，我当时对他说，他可是身肩重责，“要把新儒学带回发源地，以21世纪儒学的创新方向，在中囯重新发扬光大”。 

他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贡献所学到的一切。原来，他1940年在云南昆明出生。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必须与西方对话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他对新儒学的特别看法。他说，儒学要想在现代得到真正的发展，确立起新儒家哲学人类学，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依德主义对话，还须酌取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 

单单这句话，就足够我们思考一辈子了。其实，他在课堂上还有很经典的话，他分析，儒家思想可分二个部分，一是“儒家传统”，是人文主义精神，属于积极好的一面；二是“儒教中国”，是消极封建的意识形态，五四运动批判的就是它。 

在餐桌上，我几乎让他不能好好吃一餐。他却很有风范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我形容，上了他的一堂课，把我对儒家学学说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很跨国界、跨族群和跨文化的层次上来。我相信，现在世界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回教和基督教在现时世界各地的严重对抗，都是缺少了对话。我相信，杜教授的新儒学及其所提倡把宗教提升到世界文化遗产（Culture Heritage )的层面上，让宗教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遗产，他这一大胆提出的新方向，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文明冲突的解药。 

期待能再有机会上他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