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回忆录》揭露了一个强势政权“口含天宪”的潜规则，而政府的意志就是“决定谁有钱”的政治游戏，有影响力的郭鹤年还须对他的“成功”付出代价。

一个最让人感到不值和鄙夷的社会，就是勤奋的人被遗弃，善于利益交换的人却如鱼得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个商人面对权势，面对政客怨谤的情绪，更须戒忌警惕，郭鹤年也可能妄图改变，最后他还是自知力量有限。

郭鹤年虽言明是为税率而远离马新到香港拓展事业，但或许也是商人趋利避害的考虑，也可以说是他洞悉政治的伪诈，深察利与害的本质。

对那个旧式社会的政治体制，没有人敢于对政权的荒谬，政治的不合理，直言不讳；他只能寄托于中国梦的实现，希望通过法制的一支箭镞能直击腐败的要害。

其实，商人从来就不是那种好勇好斗，逞强斗狠的角色，特别是那些颖悟极高的商人，他们更能时时保持内敛的低调，传递正道，在人生与事业上都能保持顺畅通达。

清闲安逸的郭鹤年在94岁时撰写《郭鹤年回忆录》，引领读者植入历史的热点事件，带我们穿越及观望现实，让我们在回忆录的叙事拼接中，检验现存政策的盲点。

他的回忆录还是难免招惹政客的责难，批评他“忘恩负义”。

其实他没有忘恩负义，只是不倚仗诌媚；他没有背叛，只是不为权钱交易去投靠权势。

假如他一定要对不义之罪作辩解，或许就须引用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歌埃莱辛在《男孩与温驯的蛇》的寓言故事说的那段话：“那些怀有利己之贪的施恩者，活该受到别人忘恩负义的对待。”

今天，当我们检视历史的今昔，就会有一种对蹇厄困境的感叹：在这个资源丰饶的国家，却一直未能充分发挥优势迭代的循环。但是，郭鹤年却给读者上了一堂“解厄学”，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提示：华族虽然历经艰险苦难，却乐于吃苦，努力工作，因为“华人是经济蚂蚁”。

的确，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超越历史和环境的限制，摆脱时代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