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企出海更需入乡随俗/大马安邦智库

2017年12月04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后，“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了“国际共识”，驱动中国和世界步入全球化的“中国时刻”。

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咽喉的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等领域的进展十分显著，中企投资大马金额也不断增加。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数据显示，仅在制造业领域，被批准的由中方主导的项目就从2015年的17个增加到2016年的33个，总投资金额也在一年内从19亿增至48亿令吉。

然而仍有不少“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对中资企业的进入表示疑虑，而大马即是其中之一。

存在文化差异

外界的质疑主要集中点之一是，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但是没有扎实地“沉下去”，也似乎很难“融进去”，存在“见完即走”的现象。

当然，中资企业也有自己的“苦衷”，面对大马这一海外市场激烈的竞争局面，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规范规程、甚至是语言、风俗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都给中企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比如，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于本月初的报道，吉隆坡警方11日晚在取缔一群聚众赌博的中国工人时，双方因语言不通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当场开了四枪以控制局面，所幸双方的冲突并未演变成流血事件。

虽然，这是近来中资大举进入大马后发生的首次此类冲突，但事件背后反映出的中企工人对所承建项目所在地法律及文化习俗方面了解的缺乏值得反思。

3招解决”水土不服”

面对此类差异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或努力，以解决“水土不服”问题，实现更好的“走进去”。

一是，中企在海外形象的树立不仅要靠外部活动，更要关注企业内部的员工培训与管理。

特别是应加强对来自投资国本国的工人的培训与管理，帮助他们熟悉海外投资地当地的法律法规及文化习俗。

二是，为有效避免因语言交流不畅通导致的误会与冲突，中资企业可积极鼓励并安排那些被雇用的投资地当地本土工人与来自投资国本国的工人同吃同住，加深了解，互帮互助，实现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温和传播。

三是，与熟悉跨国投资的专业咨询机构建立联系，提供培训、宣讲及专业的风险预防建议与方案，防患于未然。

借鉴日本在东盟经验

在这一点，或许中国可以从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学习。

在1970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认为日本在亚太地区进行经济新殖民主义，甚至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造访印尼和泰国时，还发生了反日示威和暴动。

这些事件，让日本领导人充分认识融入当地、提升双方交流的重要性，并在过后20年开始积极推动“人文外交”政策，把资金的投入用于战略性的交流项目。

日方用不同的资金来资助不同的项目和活动，以及通过各种“优惠或惠及人民”项目，寻求深入东南亚草根的效应，从中获得当地人民的好感，也在实际上为东南亚人民带来一定的贡献。

可以预见的是，在加大对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前提下，若能加深对以上几点建议的关注，中资企业必能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走得更远，走得更深，也必将引领“一带一路”迈向更高层次的民心相通。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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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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