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林西彦:只被告知盈利
时任总裁太信首席交易员

林西彦是皇委会第12名证人。

(布城30日讯)国家银行前副总裁丹斯里林西彦博士说,他于1990年代初首次从国行内部审计师李绍权(译音)处听闻国行在外汇交易蒙亏,之后一名在国际货币(IMF)服务的资深官员告知,国行有大量多种货币的远期外汇交易,特别是在纽约和伦敦,且国行蒙受巨大亏损。

林西彦(78岁)说,之后他向时任国行总裁丹斯里查化胡先报告,后者证实这回事,不过对方不清楚亏损数额。林西彦今日在调查国行外汇亏损的皇家调查委员会上供证,他是第12名证人。



他指本身对该外汇交易亏损数额感到惊吓,他于是告诉国行总裁必须停止,这不止是为了国行,也因为外国知道国行的情况后可能会有所行动。

他直言,该总裁只是被告知盈利的一面,总裁过于信任负责外汇交易的首席交易员。

“据我所知,丹斯里诺莫哈末是直接向总裁负责的首席交易员,至于总裁授权他做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银行部的外汇交易组于1960年成立,外汇交易组由银行部顾问或经理负责,80年代是南里,之后是诺莫哈末,再之后是拿督阿都慕纳。”

收入主要来自外汇交易



林西彦认为,查化胡先对银行在外汇交易中获利特别振奋,因此促使更多投机交易。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国行的收入主要来自外汇交易。

他说,查化胡先是在80年代调整国行在外汇交易的运作,之前国行储备管理的主要核心是保留储备金价值,安全和流动性为主要考量。

他补充,该总裁增加两个新范围,即利润最大化及市场专长。

“总裁于1988年12月在印度发表的总裁演词中,提到国行原有20%的海外收入因外汇交易增长了40%。我觉得国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不一样,必须确保国家经济健全的永续性,不能够只重视利润。

“李绍权展开调查后,我才知道国行有庞大未平仓部位的各种货币,这意味国行可能在与大量开放多种货币远期开仓,也意味着银行在与对方交易时可能会蒙受进一步亏损。

“对国行而言,这是无法被接受的,总裁也认同。”

对获利兴奋冲昏头

针对皇委会成员K.布斯峇纳登的提问,林西彦同意,以查化胡先在银行界的丰富经验,不懂得国行面对外汇交易亏损有点说不过去。

他因此觉得查化胡先对外汇交易的获利特别振奋,他说,这种情况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点相似,总有东西不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总裁是有诚信的人。”

林西彦说,他曾告诉查化胡先,诺莫哈末不应再被允许进行外汇交易,并交由慕纳接手和结束所有的未平仓部位。

他指查化胡先同意他的看法,并留下这句话:“我让银行陷入这个乱局,我会去修复”。

李绍权(右)在友人护送下离开司法宫。

查化胡先对亏损感吃惊

一再嘱特助确定账户

国行前总裁已故丹斯里查化胡先特别助理李绍权(译音)说,查化胡先对国行于1990年代在外汇交易蒙受巨额亏损感到吃惊,甚至吩咐他再次确定有关账户。

李绍权(86岁)当年在时任国行副总裁丹斯里林西彦博士的推荐下加入国行,以合约官员身分,负责解决当时涉及逾20家合作社的丑闻。

李绍权说,他在1990至1993年期间是国行总裁的特别助理,并非其他证人所说的顾问。

他告诉皇委会,本身非固定职员,所以未参与跟国行运作有关的任何会议。

他也曾经告诉林西彦,外汇交易亏损近80亿至90亿令吉。

“我们没有讨论为何面对亏损,我本身非专家和银行家,总裁也没要求我协助解决问题。”

时任财长安华没向敦马汇报

财政部前秘书长丹斯里沙里夫说,他曾接获查化胡先志期1994年3月16日的信函,要求他取得政府的支持信,以获得政府承诺国行若面对困境,将承担国行的财政不足。

“我回函总裁,政府会发出支持信,我得到由安华(时任财政部长拿督斯里)签名的支持信。”

他指安华于1993年末向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报告国行面对外汇交易亏损的事情。

财政部前秘书长:同安华简报

马哈迪知亏300亿表情正常

财政部前秘书长丹斯里克里夫说,他在1993年担任第二财政部秘书长时,应时任财长拿督斯里安华的要求,检查国行外汇亏损的账目,得知数额约有300亿令吉。

他之后也有与安华一同向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作简报,马哈迪当时的表情很正常。

他指出,他是从国行董事部秘书手中得到相关信息,并自己计算出亏损数额。他以为马哈迪听到亏损数额时会惊吓,但马哈迪表情正常,当下也没向他与安华提及下一步行动。

“马哈迪说我们‘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损’。”

克里夫说,当时他与时任国行副总裁拿督阿都慕拉及拿督阿旺阿迪,都认为诺莫哈末应为外汇亏损一事负责,并在前往夏威夷途中建议安华要求诺莫哈末辞职,安华也同意了。

他指出,林西彦在1993年末或1994年初,曾向他透露国行因外汇亏损将近破产,双方讨论后认为财政部应该将国能及马电讯的股票转移至国行,以强化国行账目,而安华也赞同。

克里夫现年76岁,1964年开始进入政府单位工作,后于199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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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砸碎种族团结论/南洋社论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马来尊严与权力圆桌会议”结束时,宣称“马来人权力正逐步流失”、“马来人面对政府的威胁”,还号召马来人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共同敌人”,以确保马来人继续掌控政治权力。

较早前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政策演讲时,还建议创立马来土著版的“董总”,以更明确的领导架构,把所有马来人和土著非政府组织结合起来,以增强效率及影响力。

两位前首相还是一味地操弄种族主义,借此激起马来人的忧慼、焦虑,和迷惘的情绪;他们就是从狭义角度对待“异族”,以为只要团结在同一宗教教派及种族政党的旗帜下,就能摆脱“现状”的陷阱。

其实,因为没有将马来西亚真正视为一个整体,这种为维护特定民族权益及团结民族的愿望越变空洞,未来的马来西亚不会有更宽广的出路。

国家独立迄今60多年了,就因没有真正卓识远见的领导,政客都只沉迷于同型相配的团结论,使到我们的多元社会仍缺乏相互应有的兼容性与包容性,也未能给马来西亚带来新的拐点。

要是有人批评某个领袖偏私的话,例如慕尤丁会驳斥说:“国盟执政时遇上2019冠病疫情,就给全民提供疫苗和援助,并没有只让马来人活下来而让其他人死去!”

显然种族主义政客并没有新的自觉,不会给马来西亚全民带来新的变革、 新的未来和新的可能,更不可能会给全民有梦想的激荡。

全民才是一个整体

马来西亚全民才是一个整体,整体永远大过部分,只有全民都能公平分享所有的权益和资源,不要有什么特惠政策,只要努力创建有利整体发展建设及经济增长的政策环境,创建有利于培育人才及创新技术的教育政策,那才是正确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

今天,在多元马来西亚社会还不断炒作宗教种族课题,这种蛮兵勇力是不会给马来西亚有进阶的发展。

虽然慕尤丁表示作为一个标榜“新民族主义”理念的土团党,不能只靠马来人和土著的选票组建政府。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要培养“亲社会行为”,借此增强人际的联结感,提高认知的灵敏度,唤起积极情绪的集体沸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从而增强互信与合作,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

只有维护全民的整体利益,砸碎种族团结论,将各族都凝聚在一起,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筹划全局,才是进步的远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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