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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更大的萧条?/努里埃尔·鲁比尼

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是大萧条相比,2019冠状病毒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仅来势更猛,而且也更为严重。



在前两个事件中,先是股票市场暴跌了至少50%,信贷市场陷入停滞,随后就是大规模破产,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而GDP则以每年10%甚至更高的比率萎缩。

上述流程走一遍总共花费了大约3年的时间,但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类似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惨状在3周内就成为了现实。

在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股市仅用15天时间就跌入了熊市区域(从最高点下跌20%),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跌幅。

如今市场已经累计下跌了35%,信贷市场停摆,信贷息差(比如那些垃圾债券)已飙升至2008年的水平。

就连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史丹利等主流金融企业都预计,美国首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萎缩幅度将达6%,次季为24至30%。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警告,失业率可能飙升至20%以上,这可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高水平的两倍。

持续I型暴跌

换句话说,总需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消费、资本支出和出口,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自由落体状态。

尽管大多数擅长自圆其说的评论家,都曾预测会出现一场V型下滑(产量在前一个季度急剧下降,然后在下一个季度迅速恢复原状)。

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完全是另一码事。

当下发生的经济萎缩状况看起来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也不是L形(急剧下滑随后停滞)。

相反,它看起来像个字母I:一条代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持续暴跌的垂线。

甚至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也未曾像今天的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

不能用传统方式应对

最理想的结果是,经济衰退虽然比当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严重(就全球总产出的减少而言),但持续时间较短,从而能在第四季恢复正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当隧道尽头出现一丝光亮时市场就会开始复原。

但是这种最理想状况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欧美及其他受灾严重的经济体需要出台广泛的冠病检测、追踪和处理手段,强制隔离措施以及中国那样的全面封锁政策。

同时由于大规模开发和生产疫苗可能需要18个月,因此必须大规模配备抗病毒药物和其他疗法。

其次,虽然那些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把全球金融危机后3年的活都干完了,但他们必须继续想尽一切办法制定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

鼓励放贷中小企业

这意味着出台零或负利率、加强前瞻性指导、实施量化宽松、放宽(私人资产购买)信贷以支持银行、非银行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甚至那些(发行商业票据和企业债券融资的)大型企业。

美联储扩大了其跨境掉期额度以解决全球市场美元流动性严重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便利措施以鼓励银行向那些流动性不足但仍具备偿付能力的中小企业放贷。

直升机式撒钱成主流

第三,政府需要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通过“直升飞机式撒钱”的方式直接向家庭分发现金。

考虑到本次经济冲击的规模,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需要从相当于GDP的2至3%,增加到大约10%或以上。

在这方面也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足够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制止私营部门崩溃。

但这些赤字型干预措施必须被完全货币化。

如果是通过标准政府债务来融资的话,利率必将急剧上升,而复苏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学派中的左派一直提倡的干预措施,包括“直升飞机式撒钱”,已成为主流。

然而不幸的是,在最理想状况下,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卫生应对策略,仍远未达到遏制疫病大流行所需的水平,而目前正在讨论的一揽子财政政策既不够庞大也不够迅速,不足以为及时复苏的实现创造条件。

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新版本的大萧条(所谓更大萧条)的风险就与日俱增。

疫情若恶化后果堪忧

除非疫情得到遏制,否则全球经济体和市场将继续自由下坠。但即便这场疫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控制,到2020年底仍可能无法恢复总体增长,毕竟到那时候又可能出现一个新病毒亚型来激发一场新疫情。

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治疗性干预措施或许达不到预期效果,至此经济将再度萎缩,市场也会再次崩溃。

此外,如果大规模赤字的货币化开始催生高通胀,特别是如果一系列与病毒相关的负面供应冲击拉低了潜在增长,则相关财政应对措施可能会陷入困境。

同时许多国家根本无法以本国货币来实施此类借款,那么有谁能去救助新兴市场中的政府、企业,银行和家庭?

无论如何,即使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得到控制,全球经济仍然可能面临许多“白天鹅”式尾部风险。

地缘政治恐分裂全球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冠病危机将让位于西方与至少四个另类体制大国(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的新一轮冲突,而这些大国已经在使用不对称的网络战来从内部搞乱美国。

这些必将实施的、针对美国大选进程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导致极具争议的最终结果,并引发“操纵选举”的指控以及彻底陷入暴力和内乱的可能性。

同样,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市场大大低估了今年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在加速,因为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要为冠病的大规模流行负责。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和数年中加速全球经济原本就已经出现的巴尔干化和分裂。

而这样一个风险三连环——无法遏制的疫情、配置不足的经济政策武器库和地缘政治白天鹅事件——足以使全球经济陷入持续萧条和金融市场崩溃的危险之中。

虽然2008年崩溃后那些强有力(尽管有所滞后)的应对措施使全球经济得以从悬崖边生还,但这次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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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币值高低经济应声/胡逸山博士

上篇谈到无论大家对特朗普的一些政治主张喜恶与否,然而他的一些经济理念对于本地也还是有值得参考之处的。而近日特朗普笃定再次入主白宫,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焦点,可能还是在特朗普任期内,马币相对于美元的币值孰高孰低?

的确,当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消息一出,美元的币值应声飙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主要是美国各界,但也包括世界各大商界,对于他的当选的欣喜心态。因为特朗普到底是有着深厚的从商经验,所以当然被认为会采取更为亲商的经济政策,就有如他首任时的减税般,令人振奋不已。

这和在经济管理方面无甚经验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形成强烈的对比。贺锦丽在竞选期间被问起如何应对经济挑战时索性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正面回答。这和特朗普即便是充满争议性但主动誓言推出的一些经济政策一比,高下立见。

所以涉商的各界当然看好特朗普的当选,而这也就反映在美元币值短暂的高涨上了。

但持续高昂的美元,是否真个是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呢?答案应该更为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特朗普崇尚“让美国再次富强起来”。而在他眼中的富强,主要是体现在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兴,能够再次制造许多不仅供美国本身自给自足地消费,而是也要大量出口的产品。

让美国商品便宜起来

但要更吸引世上其他地区购买美国出口的产品,则美元的币值必须偏低,如此海外各界才会认为美国产品便宜、“值得”。如果美元币值高企不下,则海外各界会认为美国产品昂贵、“不值得”,那倒不如去购买其他地方更为廉宜、可负担得起的产品好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当然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然而,再次当上总统的特朗普,又会如何来尝试维持美元币值的低位呢?主要应该会从两方面着手。其一,也是他相对能操控的,可以是训令美国财政部更大程度地“印钱”,让更多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至海外的市场上流通,而美元数量一多,其币值或多或少都会下滑。至于由此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看来并不太过在特朗普的经济雷达覆盖范围内。

当然,美国的所谓印钱,不是粗糙的好像电影里的开印钞机来印,而是更为细腻地通过如在公开市场上买回美国国债等的间接方式来“放水”。

其二,特朗普应该也会老实不客气地对理论上独立运作的美国联邦储备局(相等于其中央银行)施压,要后者继续降息。而息口越低,则流通于市面上的美元也越来越多,美元的币值也就有了下降的压力。当然,特朗普的政治强势是否镇得住联储局,让后者屈服于他的低息要求,也还是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由此看来,马币未来一段日子里相对于美元的币值应该不会太低。这一来就对本地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了。一方面在预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无论对友对敌都会征收高关税的大环境下,本地对美国的出口应该会受到不小的打击。而另一方面,马币如果有着偏高的币值,那也会不利于本地的出口。

如此可能的双重打击,不知向来出口导向的本地经济,能经受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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