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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的“家教”/南洋社论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部落格Chedet撰文,告诫马来人要改变依赖的惰性,要抓紧时机,不要做依靠他人施舍过活的穷人;不努力工作,不认真经商,就没法摆脱贫穷的桎梏。

然而从早期《马来人的困境》到“新经济政策”,再到今日的“新马来西亚”,独立迄今62年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原生家庭,敦马给家人的诫子书能真正培养了多少血性男儿?



经济特权和拐杖文化,阻滞民族前进的脚步,这就是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也验证了古人“毋以货财杀子孙”的训诫。

政策的偏误,让贪权者变得贪财及骄奢淫逸,封闭的体制,除了助长权斗的野心,还有些什么?

国家像个家庭,政策就是家教。

在一个大家庭里,一般认为年少时缺什么,长大后就会更在意什么,所以穷养的孩子会更贪慕虚荣,缺爱的孩子会更贪慕温情。



然而,这个等式却是复杂多变,因为家庭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或温情的播撒,孩子在成长过程所经历的各种事物,都可能改变他们的视野、逻辑与思维方式。

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养育和照顾的确可谓尽心尽力,足以弥补一切,然而孩子就毁在溺爱;溺爱是一种表面上的满足与富养,实则是一种贫瘠,会把对一个孩子所有的好,都变成“这是上辈子欠你的”。

还有最坏的教育强调了对比与差异的优劣,不断提示孩子“你的境况很糟糕”,“你看看别的孩子,再看看你自己”,这远比穷养还要糟糕。

很多孩子都在年幼时被家长简单粗暴地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们才会将一切问题、一切评断标准、一切焦虑的来源,归咎于这种差异和差距。这样的焦虑一直都向下传导,会导致封闭到不可扭转的价值观,这才是最糟糕的家教。

敦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胸襟和视野并存的生活世界。

假如物资稀缺,还须接纳一种无敌对状态下的稀缺,更要教诫每一个人,须相信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突破阶层固化和改变现状。

可惜的是,我们似乎仍缺乏正确的教养,我们的家长没有教导孩子,要如何尊重人人生而平等的权益,也没能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以及种族群体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并学会平静地接受这个差异的世界。

我们必须承认,贫穷或富有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幸福的决定性力量,只有精神的贫瘠或富足、胸襟的博大或狭小、境界的高尚或卑微,才是决定一个民族强大和优秀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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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保费能惠及保客?/南洋社论

为了应付医疗保险和回教保险大幅调涨的问题,国家银行在2024年12月提出两项临时措施,帮助因保费上涨而受到影响的投保人。

第一项是,各大保险公司将医疗理赔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保费增加分摊至最少3年,让投保人每年保费涨幅最高只能是每年10%。第二项则是政府和回教保险公司及私人医院共同出资6000万令吉,加速健保改革,包括实施和推广诊断相关分析,公开常见医疗程序的费用,以增加透明度。

上述宣布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并不见保险公司有什么实质行动。保险公司有耐心,保客可没有耐心,因为进入1月份,大限已至,如果再没有发展,保客就要缴交调涨的保费了。

设定顶限而非冻涨

此时,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作出宣布,所有的保险公司必须在1月15日起,向保客提供分摊保费的措施和细节。保客如果收到保费涨价通知,可以自1月15日起,拨电保险公司要求分摊保费,公司必须照办。

什么是“分摊保费”?原来,分摊保费是保客可以要求延迟调涨的日期至2026年底,将本来要大幅调涨的保费分成3年或更多年执行,以确保每年的保险调涨不超过10%。

换句话说,国家银行只是暂时设定保险公司保费调涨的顶限,并不是冻结保费调涨。长远来看,保险公司务将达到它们所要调涨的水平。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现代版,只是将保费调涨的现实延后发生,减低冲击,和保客想象中的维持旧保费不变相差甚远。

保客成最大输家

国家银行行长拿督斯里阿都拉昔之前强调,定期调整保险和回教保险的保费已经成为必要措施,以确保能够持续满足理赔不断上涨的要求。这让保客只能扮演“羔羊”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理赔运算得当,获得盈余,那么公司就无需涨价。

但是,假设公司计算错误,那么保客必须埋单(缴交更多保费)。面对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保客,尤其是乖乖缴费,从来没有索赔的保客,成了最大的输家。

保险公司将理赔上涨的费用无止境的转嫁于保客,毫无面对亏损的风险,试问这对保客公平吗?保客要的是固定的保费(固定的风险成本),如果不能确定保费到底将上涨到什么地步,那么,保客可能认真考虑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或者断保,转向更容易预测消费数额的政府医院求救。

国家银行在协调涨价问题,虽然已经做到将保费分摊,但是,在保客面对不合理的对待时所给予的帮忙,如果只是单单延长保费调涨的执行日期,那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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