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不容迟的危机管理》/上篇

还记得吗？2019新冠病毒病开始进入社区传染初时，8点的首相全国直播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小时。而当宣布行动管控令后，预期的民心安定画面并没有出现，反而更多是超市挤满抢购日用品的人潮。

尔后的24小时，民间与企业界的疑问铺天盖地而来，很多关于行管令期的问题无法获得解答外，整个局势也变得更加恐慌。这和邻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直播效果，形成强烈对比。

就一场疫情，我国的危机处理能力立即被检视得透彻无底，政府的公关机制甚至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国人的表现，也反映出社会在危机应对上的不成熟。学者们就坦言，再不审视我们的危机处理机制，我国恐怕将进入另一轮的失序中。

何谓危机？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系主任峇兰吉博士指出，所谓“危机”，是一种足以破坏现有体制，改变原有价值观的突发状况，它甚至足以为社会带来失序的威胁。其中，学者们对“危机”的分类就计有政治、经济、天灾、疫情、人祸如武装冲突、战乱和毒气泄漏等。

他举例，1987年的全球股灾、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2004年的亚洲禽流感事件、2008年的在汶川大地震、2011年的福岛核能泄漏，以及中东多次的战事，全都属于类别不同的危机。

这也是为何，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1998年政治危机、1999年立百病毒、2003年非典、2004年东南亚海啸、2019年柔州毒气事件，以及多次全国性洪灾的我国，并不能以“没有经验”这借口，来合理化我们在危机管理上的失误。反之，我们的应对机制，理应要比东南亚各国来得更成熟。

他指出，成熟且全面的危机管理，其实应该涵盖几个层面，即1）危机分类；2）危机的级别分类；3）不同级别的应对方案；4）不同方案的涵盖面，以及5）后期建设。

“政府可以分划出种类各别的危机，再针对不同的危机划分出级别，如黄色警报、橙色级别，红色警戒之类的。”

他是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如此说道。他进一步指出，政府也应该随着不同级别的出现，而列出大家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这些明确的指南不仅能给政府一个方向，同时也不会令民众感到慌张。

“因为民众已经知道了若是黄色级别的话，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升到橙色级别时，大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样可以加强民众的意识，也能减低社会的恐慌。”

以新加坡为例，今次疫情爆发时，该国政府明确地将疫情的严重性等级化，好清楚地让全民知道目前属于什么阶段。当局也明确地列出民众应该在哪些级别的警报做些什么，因此尽管新加坡民众无法控制疫情的传染局势，也能完全掌握未来的应对方向与步骤。

具备周全长远特质

覆盖面方面，他则表示，一般人会认为危机管理只是解决有关问题而已，却可能忘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他以今次冠病疫情为例，政府除了要解决国人的健康威胁外，还得顾及经济影响、社会福利、可能出现的治安威胁、民众疫情时的心理建设、国人对政府的评价和对机制的信任，乃至国家对外的形象包装等。

后期建设方面，他也点出，政府需要顾及民众在疫情后的心理建设，同时还得重建经济。不仅如此，政府还得经营国际社会对我国医疗、治安、投资等各方面的信心。

尽管如此，峇兰吉点出，政府在危机处理时除了得顾及上述的5各层面外，每个层面的细节更得具备周全、清晰、长远的特质，否则即便有了5层面的关照，仍会因为不够详细、太过短视，而达不到预期效果。

欠缺危机单位  机制不足难应对

除了需要清楚知道哪些层面必须得顾及外，我们或许需要自忖：我国有没有一套应对公共危机的单位与机制？

3月18日是行管令的第一天，然而在第二天，也就是19日国防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在记者会上宣称，内阁会议昨天（18日）议决成立部长特别委员会，以在行管令落实期间，协调所有涉及应对冠病疫情部门的角色及行动。

期间，他还指出，该委员会由19个部门部长、政府首席秘书、国家安全理事会、警察总长、武装部队总司令、总检察长及部门秘书长所组成。

问题来了，经历过那么多公共危机事件的我国，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或机制来处理？再来，为何在现有的国家灾难管理机构（NADMA）框架下，我们仍需要成立特别委员会？是现有的机制不足以应付？还是我们根本没有善用这些机制？这值得反思。

微观看社会福利  处理不当社会失序

峇兰吉点出的是危机处理的整体格局，但是微观来看，社会福利面会是影响最大的一环。

由于无法掌握足够的资源，加上也没有资源分配的主动权，因此无论任何种类的危机发生时，民众的冲击无疑是最大的，一旦处理不当，将引发民众的不满、治安的沦陷，严重的话，将导致社会失序。

针对群体援助

社会福利顾问锺星威就指出，政府在危机出现时，就应该第一时间厘清谁会是最大，或最先的受害群体，然后再针对这些群体给予相应的援助。

“我国约3200万人口，其中低收入群（B40）和中等收入群体（M40）是社会大多数，尤其B40在危机发生时最需要获得援助。”

不过，他发现，除了最即时的金援外，其实政府更应该在平时的援助津贴上，直接回扣10%，将之存放在公积金上。

“渔夫、农夫他们经常面对没有社险保障，因此政府可以在给予的津贴上，为他们回扣一些存放在公积金上。”

除此之外，公积金局也可以允许会员在危机事故中提出部分金额来度日。所幸，随后政府也颁布了有关的措施。

鉴别救援单位

曾任马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心融资讲座社险讲师的他也说，公积金局可以为会员购买社险，如此一来会员将更有保障。

另外，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各层面的动员速度也来得相对较慢。举例，行管令的前几天，由于许多非政府组织也受限于管控法令，因此无法履行社会福利工作，加上政府当时也无法第一时间确认哪些福利机构急需援助，以及人手短缺，因此槟城一些弱势团体就面对了食物与救济品令人担忧的情况。所幸，行管令进入第三周后政府允许非政府组织派送食物予这些贫苦人士。

锺星威建议，政府可以鉴别哪些单位经常能在危机时提供物质救援，如慈济、佛光山等各别宗教单位，加上再动员私人企业的慈善基金，并立马动员，善加利用，那么这不仅能减少物质和人力上的压力，同时还能在最快时间内减轻危机对社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些举动，也让民众对政府的危机处理更具信心，从而提升国人对政府措施的配合度。

善用完善机制

投身社会福利领域约20年的他指出，成立于1949年的大马雇员公积金局，是英国政府留下来的完善机制，也因如此，2年后的总资产将高达2亿令吉的大马公积金局，也被世界银行誉为是全球8大退休基金之一。

目前，政府宣布了让民众每月提款500令吉来度过时艰，不过，里头其实更多的资金仍能放在市场进行经济推动， 或应对疫情。这不仅减轻政府的压力，同时也加速经济振兴。

下星期五预告：危机发生时，国人理应是主体， 但却往往沦为最被动的那个。当应对措施有了，社会真的能安稳下来了吗？危机就能妥善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