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去全球化损害全球增长/Project Syndicate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降临之后的世界经济,似乎远不及以前那么全球化了,因为各国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都在一致抵制开放——上次看见这种情景还是在1930年代关税大战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时候。

而这种状况的副产物不仅是增长放缓,更可能是全体国家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或许只有那些最为庞大且最多样化的经济体方能幸免。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其2000年出版的、极富远见的著作《全球化的终结》中揭示了早期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时代,是如何

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多个意外事件压迫下陷入崩溃并在二战中寿终正寝的。而如今冠病似乎正在加速另一波撤出全球化的浪潮。

当前这轮撤出始于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选以及随之爆发的中美关税战。眼下的疫情之所以可能会对贸易产生更大的长期负面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将公共卫生保障能力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而目前也存在着巨大(但没那么深重)的1930年代式过度去全球化风险,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同时这场混乱且由危机驱动的去全球化必定会带来更多,也更为严峻的问题。

就算是经济高度多样化,科技全球领先且自然资源基础雄厚的美国也可能因去全球化而导致实际GDP大幅下降。

对于那些无法在许多经济部门中达到临界规模且常常缺乏自然资源的较小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中断将逆转其过去数十年的增长态势。这一切都还没有算上社会隔离和隔离措施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小国经济风险增

已故政治经济学泰斗,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曾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是可以以小而美的状态存在的。

但在今时今日,那些未能与某大国或国家集团结成紧密经济联盟的小国必将面临巨大经济风险。

全球化确实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内部近10亿民众的经济不平等状况:虽然所有人的商品购买价格都有所降低,但贸易竞争也打击了某些部门的低薪劳动者。

而金融全球化也确实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因为它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并为富人提供了新的高回报外国投资工具,这一切在1980年以后愈演愈烈。

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中列举了不断恶化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并据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然失败。

但问题是这个制度究竟让谁失败了?在那些发达经济体之外,也是全球86%人口的栖身之所,全球资本主义使数十亿人摆脱了赤贫。因此一场过度去全球化无疑很可能使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美国首当其中

但当前的全球化模式显然也亟需调整,特别是要大力强化发达经济体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社会安全网,但是这种社会抗冲击能力的构建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系统推倒重来。

而美国即将在去全球化中遭受的损失可比其国内某些政治家(无论左右)似乎能意识到的更多。

首先,全球贸易体系是一份契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契约中美国是世界霸主,而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通过推动这个国际秩序的顺利运转而得益。

除政治后果外,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了经济风险。尤其是当前允许美国政府和企业比任何其他国家实现更大笔借贷的有利因素或许都与美元在系统核心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国债需求将减少

而多种经济模型都表明随着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加,金融全球化程度至少也会出现相应比例的缩减。

这不仅预示着跨国企业利润和股市财富可能急剧下降(这对某些国家来说或许还可以接受),还可能意味着外国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大幅减少。

当美国需要为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大量举债的时候,这个局面就不太乐观了。

正如全球化一直是当今低通胀和低利率的主要驱动力那样,逆转这一进程可能最终会将价格和利率推向另一个方向,尤其是考虑到冠病似乎引发了一个持续性负面供应冲击。

毋庸置疑,还有其他斗争(尤其是气候变化)需要透过国际合作来实现。

倘若全球贸易崩溃削弱了各国维持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强烈单一共同动机,那么激励发展中经济体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但也同等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迄今为止冠病对欧美的打击要比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更大,但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风险。

试问现在真的是削弱这些国家供养自身能力的合理时机吗?

即使美国对去全球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置之不理,它也应记住目前对美元资产的大量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美国政客着力打压的庞大贸易和金融体系。

如果去全球化到达了一定程度,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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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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