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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处事要抓时机/南洋社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后,高涨的“反送中”情绪并未即时得以缓和;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声称示威活动将持续,中共政法委则表示“留给激进分子的时间不多了”。



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诚如林郑月娥所言,是为了堵住法律漏洞;只不过,从中国大陆的利益来说,由于台湾即将在明年1月11日举行大选,因此港府提出修订条例的时间点其实并不十分合适。

香港局势闹到眼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实属始料未及,而抛开外国势力心怀不轨的干预,暴力事件之所以一再升级,跟港府甚至是大陆有关方面投鼠忌器的态度不无关系。

在英国,刚接任首相职务不久的约翰逊4日在国会接连受挫,其无协议脱欧和提前大选的动议遭到否决,眼看10月31日的脱欧大限即将到来,英政府如今依旧一筹莫展。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在高达72.25%的投票率中,51.9%选民主张脱欧,成绩让世人大跌眼镜;紧接着,时任首相卡梅伦“引咎辞职”,将复杂的脱欧程序留给接任的特蕾莎·梅。

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特蕾莎并不好过,经过跟欧盟3年多的积极斡旋,其所取得的脱欧“果实”,英国会却不为所动,眼看大势已去,特蕾莎唯有选择离去,于今年7月24日黯然下台。



许多人相信,要是英国再次举行“脱欧公投”,结局极可能是相反的。只可惜,时间不可能倒退,人生也不可能重来,脱欧的选择如果注定是错的,英国人最多也只能仰天长叹、悔不当初。

港府和英国政府在“反送中”和脱欧事件上,目前面对同样的处境,那就是进退失据。香港社会的极度撕裂,跟英国人在脱欧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分歧,相信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弥补。

摆在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就算是对的事情,也必须选择在对的时候做,在错的时间点上做对的事,最终或一切徒然。至于错的事情,则无论是什么时候做,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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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保费能惠及保客?/南洋社论

为了应付医疗保险和回教保险大幅调涨的问题,国家银行在2024年12月提出两项临时措施,帮助因保费上涨而受到影响的投保人。

第一项是,各大保险公司将医疗理赔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保费增加分摊至最少3年,让投保人每年保费涨幅最高只能是每年10%。第二项则是政府和回教保险公司及私人医院共同出资6000万令吉,加速健保改革,包括实施和推广诊断相关分析,公开常见医疗程序的费用,以增加透明度。

上述宣布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并不见保险公司有什么实质行动。保险公司有耐心,保客可没有耐心,因为进入1月份,大限已至,如果再没有发展,保客就要缴交调涨的保费了。

设定顶限而非冻涨

此时,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作出宣布,所有的保险公司必须在1月15日起,向保客提供分摊保费的措施和细节。保客如果收到保费涨价通知,可以自1月15日起,拨电保险公司要求分摊保费,公司必须照办。

什么是“分摊保费”?原来,分摊保费是保客可以要求延迟调涨的日期至2026年底,将本来要大幅调涨的保费分成3年或更多年执行,以确保每年的保险调涨不超过10%。

换句话说,国家银行只是暂时设定保险公司保费调涨的顶限,并不是冻结保费调涨。长远来看,保险公司务将达到它们所要调涨的水平。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现代版,只是将保费调涨的现实延后发生,减低冲击,和保客想象中的维持旧保费不变相差甚远。

保客成最大输家

国家银行行长拿督斯里阿都拉昔之前强调,定期调整保险和回教保险的保费已经成为必要措施,以确保能够持续满足理赔不断上涨的要求。这让保客只能扮演“羔羊”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理赔运算得当,获得盈余,那么公司就无需涨价。

但是,假设公司计算错误,那么保客必须埋单(缴交更多保费)。面对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保客,尤其是乖乖缴费,从来没有索赔的保客,成了最大的输家。

保险公司将理赔上涨的费用无止境的转嫁于保客,毫无面对亏损的风险,试问这对保客公平吗?保客要的是固定的保费(固定的风险成本),如果不能确定保费到底将上涨到什么地步,那么,保客可能认真考虑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或者断保,转向更容易预测消费数额的政府医院求救。

国家银行在协调涨价问题,虽然已经做到将保费分摊,但是,在保客面对不合理的对待时所给予的帮忙,如果只是单单延长保费调涨的执行日期,那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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