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媒体和智库普遍认为，这次2019冠状病毒病在欧美乃至拉丁美洲的迅猛扩散，折射出“政治领导力”的问题，直观而言，诚然如此，可这说法却嫌过于笼统。若把它归因为体制上的综合积弊，或许会更为贴切。

综观当前疫情确诊与死亡病例名列三甲的美国、巴西、印度等国；乃至此前疫情肆虐之烈、扩散迅猛的英国、意大利与西班牙等欧洲多国，不论是总统制或是总理内阁制，都是奉行多党议会制的国家。各部门的政务官首脑（正副部长）概由总统或总理任命。前者由总统钦点；后者则从当选的国会议员当中挑选。

这两种制度下的政治任命，其共同特点是，阁员的遴选标准多是政治考量，而不是以专业技术背景为标准。因此，这类制度产生的阁员，以搞民粹起家、擅打选战或是总统、总理嫡系心腹者不乏其人。

至于部门日常业务的规划与操作，则概由麾下技术官僚操盘。当遇上百年一遇的重大疫情或突如其来的危机，那等同于对既有的国家治理系统与资源调配的重大考验。

外行人领导内行人

技术官僚只有执行的义务，可决策权却仍然操诸于领导部门单位的政客。简言之，是典型的外行人领导内行人。

这些民选的政客，背景与水平不一，疫情当前，人命关天，可还念念不忘，纠结于选票、经济考量的，却还是大有人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世哗然的典型。他对冠病的认知、偏执，不但影响他的防疫决策，也令到整个美国联邦政府麾下的医护、疾控与药检单位，如：CDC疾控中心和FDA食品药物署等，在今次疫情面前完全处于被动。

美国联邦政府这次抗疫的消极被动态度，既影响全国各州对冠病疫情的认知与应对态度，也影响若干以它马首是瞻的盟国，如：英国、巴西、澳洲甚至是北约、欧盟的多个成员国。

综观西方多党议会制国家的综合领导力，今次在战疫工作上，防、控、治各线皆溃不成军，除了关键的领导素质是主因之一，其它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肘制、矛盾也不容忽视。其中显而易见的是：

（一)中央（或联邦政府 )与地方（省州、市级政府）分权而治所产生的矛盾。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多数不是从属关系（例如美国）。故此，危机当头，中央与地方各有盘算，私心毕露，既不同调，也不合力。像中国倾举国之力支援武汉的模式，是不可能在这些国家复制的；

（二)受薪的部门技术官僚与领导政客的认知水平、立场取向南辕北辙。前者纵有专业良知，却苦无决策权，故需向领导政客的政经考量屈服；

（三) 这些西方国家的医用物资生产线和供应链多在境外。疫情扩散时，境内的储存量严重不足，加上调配失当。执政当局不能轻易强征私营企业紧急生产相关物资，除非是最高领导动用《国防生产法》。就记忆所及，美国总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韩战时期曾经动用此法；

（四）防控疫情扩散需要封城锁国，在亚洲社会是情理中事。但在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要执行封城也得煞费周章，按照程序。如果没有法源根据，这类应急措施容易备受法律的挑战。

中方需软实力智慧应对

一场大流行疫情的防治管控，不只折射出一国领导在内部治理上的强弱，更可测试出其治理制度的优劣。以民主、自由与人权为号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次在疫情面前人仰马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输出，本已是个沉重的打击。更何况相较之下，中国的举国机制，非但成功稳住了本国的疫情，阻遏了扩散的势头，同时还有余力驰援其它严重受疫的国家，包括欧美国家。

姑且不论中方的抱疫驰援是出自人道主义的举措，旨在释放善意；或是纯以全球地缘政治利益为考量，它所昭示的是两种制度的优劣对比，高下立判。

看来，中方需要更高的软实力智慧来应对这场全方位的交锋。西方集团在甩锅卸责之余，已无限上纲先把中国的驰援喻为输出中国极权治理模式的“屠城木马”，复将当前对华发动的全方位围剿说成是民主自由与共产极权之战。

然而战鼓频催的声势，始终还是掩不住美利坚帝国难忍中国坐亚望冠迅猛崛起的焦虑鼓噪，更抹不掉一众西方盟国在今次世纪大疫的考验下，所尽显的失措与不堪。

(作者为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