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校园话剧能够成功带动起来，是马来亚时局的需要，以及华校为了“自救”而发展的。同时，校园演剧得到了中国高校的大力倡导。

中国暨南学校，是一所中国高校，也是招揽海外华侨学生回国深造的重点学校。上世纪20年代，马来亚华侨学校只有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制度，暨南学校具指导海外华侨学校发展的意义。

暨南学校首任校长赵正平，曾极力支持“演剧”作为学校的教育工具，认可剧本在教育上的价值。他提出，演剧能养成“效忠主义化除我见之、为群众某快乐、循秩序而协同动作、促进尊重艺术和启发人生达观的精神”（见《中国与南洋》第2卷第45期，选自孟利群选编，《南洋史料续编》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517页至520页）。

话剧与社会有密切关系

赵校长肯定学生的演剧功课。由于话剧活动与社会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学校也应扮演积极的影响力。他提出的“效忠主义”，目的是为了达到华侨关心中国祖国，呼吁华侨推展演剧，传播信息，反对英殖民政府压制华校，间接团结侨民与侵略者抗衡的作用。

新加坡的工商补习学校校友会新剧团，演出反映马来亚华侨的思想与行为。该校老师自编的新剧《乞丐兴学》、《学国语》，表现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婚迷》揭露封建传统礼教的恶法；《社会阶级》带出社会问题意识等。

工商补习学校校友会新剧团，为了迎合马来亚华侨观众的欣赏水平，演出极富文明戏味道的低俗笑剧。由学校两位老师李铁民和陈觉民自编，庄恵泉和林葆榕排演的《糊涂官》、《醋错》、《元旦趣》、《阃警》、《机器人》和《两个近视眼》。虽然演的都是笑剧，目的在于取悦观众，却也落得像“文明戏”被社会嘲讽。但是，从剧目的名称来解读，有一部分笑剧，还是能够体现当时意味的，反映了马来亚现实社会的面貌。

庄恵泉在《机器人》一剧扮演卖艺者，梁绍文扮演机器人。该剧表演一西洋卖艺者，放置一机器人在台上。卖艺者站在旁边，机器人却能够自己行动。（见黄藻泮：《娱乐会记》，《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丛刊第一集》，校务汇记版，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22页）。《机器人》表现了马来亚社会正朝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

此外，通德夜校学生助演《村愚笑柄》，以嘲笑乡村男女无知，不知镜子为何物，闹了不少笑话，从另一角度来剖析，它揭示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剧作素材取自中国

马华戏剧的剧作素材取自中国，是极为普遍的。工商补习学校校友会新剧团，演《仇大娘》，剧本是改编自中国的《聊斋》（1922年）；启发学校师生合演的《孔雀东南飞》，是取自中国袁昌英的剧作（1922年）。

取自国外的素材，有新加坡南华女校演《富商义侠》，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1922年）；吉隆坡域多利亚学校的演剧，也改编莎士比亚的《第12夜》（1924年）。

在民间社团方面，1915年至1925年间，笔者根据华文报章、社团特刊、学校纪念刊和方修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中调查，马来亚的纯戏剧社，至少有十个组织，包括新加坡的仁声白话剧团、临时白话剧社、潮州白话剧社、真相剧社、国风幻境白话剧社；吉隆坡人镜慈善白话剧社，霹雳州的邦咯华民白话剧团，马六甲明星白话剧社、蔴坡觉侨剧社、峇株巴辖慈善剧团。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南洋青年励志社、海天俱乐部、八和会馆、同德书报社、青年进德会，槟城的侨工会、辅友社、丽泽社国语新剧团等，也纷纷呈现演剧。它们成立剧团，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开通民众的智识、改良社会、移风易俗，尽力协助中国祖国筹赈，同时，也关心马来亚社会的发展，为华社与同胞争取各方面的福利与发展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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