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美联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影响着全世界的市场利率，没有一家中央银行可以忽视美联储，而导致对本国汇率带来不利波动风险。

此外，美联储的领导力——不论好坏——不只限于当前货币政策。

诚然，在设计货币政策策略或决定和沟通的透明度方面，美联储并不是全球领导者（想想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式调整通胀目标）。

但不要搞错了，美联储在战略性央行业务问题的全球讨论中，也起着领导角色。

因此，毫不奇怪，各国央行官员们对美联储最新货币政策策略、工具和沟通评估的结果翘首以待。

考量技术政治因素

但美联储在8月底宣布的新策略，或许不应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全球基准。

其他央行在跟进美联储之前应该深思熟虑，原因包括技术和政治两方面。

首先来看美联储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即“寻求实现长期平均2%的通胀”。

很难想象这一机制能可信地锚定通胀预期，美联储既没有明确衡量2%目标未达标程度的时间段，也没有披露决定未来高通胀持续和扩散情况的程序。

其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决策者将保持克制，不制定就业最大化数字目标（而这正是美国国会规定的美联储使命目标之一，因为这目标无法测量，也不随时间而改变）。

但如果就业最大化不可测量，那么这一水平上的就业缺口数值也就无从谈起了。

而就业缺口是未来货币政策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样的条件下，关键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与真实利率下降有关——而后者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利率，实证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本身是否造成了自然真实利率的下降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果真如此的话，降低央行利率就成了循环论证。

解决不平等适得其反

第三，美联储现在明确承担了美国收入分配的责任。

在最近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年会的讲话中，鲍威尔强调，随着美国疫情前的长期经济扩张（你也可以加上美联储的扩张性政策）的延续，收益开始在整体社会得到广泛分享。

另外，黑人和西班牙裔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低点，与白人失业率的差距也收窄至有史以来的最小值。

但鲍威尔加入不平等性争论最终将适得其反。一旦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就会遭到来自不容伤害的社会中最贫困成员的巨大政治压力。

最后，美联储的新策略并没有回应构建通胀目标模型的挑战，这一通胀目标模型要整合金融系统风险，考虑它们不断变化的动态，非线性和复杂性。

忽视货币和信用

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模型。我并不热衷于欧洲央行用包容方式分析风险、进而为稳定定价的“双支柱方针”，但这至少是解决问题的尝试。

因此，美联储仍然危险地忽视了货币和信用，并且（战略性地，但并不令人惊奇）甚至都没有在更新的策略说明中纳入这些字眼。

应坚持央行独立性

在最低限度上，其他央行至少不应该盲目跟进美联储的新策略。

但我最大担忧在于，美联储对收入分配重要性的强调。

显然，经济不平等性（与环境威胁一样）是关键的全球政治问题，货币政策决定天生具有分配效应。

但承认这一事实，并让货币政策避免直接影响分配，与将分配正义列为货币政策目标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美联储的新策略带来了不少问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分配目标吗？这些目标是否与价格稳定使命存在潜在矛盾，自我采取的目标和法定使命之间的冲突应该如何解决？民主国家的央行是否有权力宣布为分配政策负责？

央行官员不是全能的，也不应该如同全能的神一样沟通和行动。分配决定必须由政府和立法机关做出。

货币决策者如果扮演政治色彩日益浓重的角色，就会进一步破坏、最终毁掉央行独立性。

央行在全方位暴露于政治的情况下，可以和将会实现什么仍有待观察。

美联储承担解决经济不平等的责任，这让其他央行承受巨大政治和道德的跟进压力。抵挡这些压力才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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