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400年）为古希腊历史学者和军事将领，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鼻祖，其不朽之作《伯罗奔尼撤战争》，仍然有很强的时效性。

西元前431年发生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延续了超过30年（公元前405年结束），尚文的雅典及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盟友与尚武的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撤联盟两股势力冲突，最终是斯巴达领导的联盟胜出，标志着在古希腊的重要权力转移，迎来了此区域的没落期以及被视为古希腊黄金时期的结束。

提洛联盟或称雅典联盟在公元前478年成立，是由雅典及数个希腊城邦组成的军事联盟，表面上是要谨防波斯帝国的复仇袭击，此联盟实际上也给予雅典更大的势力与威望。雅典联盟与原霸主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撤联盟起冲突，只是时间问题。

在修斯底德看来，传统霸主斯巴达对新兴强国雅典不断追逐霸权、势力增长而心生恐惧，而这恐惧之心使到战争无可避免。

延此思路，美国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前几年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来描述正在崛起的强国威胁到原有强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时所形成明显的战争倾向。崛起的强国，指的是中国；原有强国（霸主）指的是美国。之前，也有学者提出“权力过渡”理论及“大国悲剧论”，提出类似大国为争取霸主地位而无可避开的结果或者陷阱就是战争。

不过，“准霸主”与“原霸主”之间对“霸权”消长——不论是事实还是感知的——而产生的矛盾，导致战争似乎是无可避免。

“原霸主”之所以会心生畏惧，与害怕失去以权力为基础的霸权固然有必然的关系，但我们不要忘记霸权不只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它还有非物质的一面，除了恐惧，还有威望及荣誉。

勿陷“强权即公理”思维

斯巴达人的利益，事实上是建立在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其对联盟的领导权上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如果因为雅典人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继续骚扰其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而开始全力自卫，那伯罗奔尼撒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此垮台。

换句话说，斯巴达人的霸权，是因为联盟的支撑，其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

中国自邓小平领导时于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中国家”扩大了其在世界的影响力，自然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了“原霸主”美国，因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国家行为，受到恐惧、荣耀与利益等因素的影响，无所不用其极地通过多种方法试图遏制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至于美国与中国能不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关键是不要跌入“强权即公理”思维框框。中共领导层自许代表文明古国，其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必然受到其文化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及尊重至关重要，这与美国以“替天行道”为名，以狭隘的国家利益为实，不可相提并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实际上已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它们所展开的战争，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而是贸易战及情报资讯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