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带来了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对其相互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否有重大影响？这个过去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却变得极为现实和迫切。

美国学者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的清醒认识。

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国投资，而与这个国家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

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与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

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简单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先打上一仗。

这种观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预防性战争”相似，戴尔科普兰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

科普兰认为，在多种大国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和关于未来贸易投资的预期相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关键的推动力，能够决定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

在当前弥漫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中，似乎也能看到“贸易预期理论”的影子。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原则，认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使得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中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害最大。因此，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和制裁措施。

当代世界在大国之间难以轻易诉诸战争，而是以更加多元的非战争形式来体现——贸易制裁、科技制裁与封锁、金融制裁、外交攻讦以及地缘政治打压。

地缘政治恶化恐掀战争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种由经济关系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关系全面恶化，只不过是过去的“贸易-安全”导致战争模式的替代品。

如果地缘政治摩擦进一步激化，突破了某一方面的承受底线，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战争也并非不可能。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领导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因此，有理由维持目前行事中庸的名声，实行谨慎的领土政策，与他国不断开展贸易，并在相对开放的态度中，愿意吸纳共同的国际规则。

这种观点有助于形成一种格局：大国之间往往能够长久并存，不发生严重的冲突和战争。

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持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国不得不永远担心其他国家今后意欲何为，对未来前景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各国要最大限度地扩张实力。那么，大国之间走向激烈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如何避免大国之前因为贸易问题而引发安全冲突呢？一些学者们认为，这取决于国家主体决策的理性程度，以及对冲突双方力量和决心的客观判断。

理性的行为主体有动力达成协议，避免战争对彼此都造成损失，使得战争情况不致出现，从而改善双方的境况。

但如果行为主体不了解真正的力量对比和对方的决心，或者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中的承诺，则有可能发生战争。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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