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余

【南洋文艺】《埃及革命考古学》何伟

迷读志:黄国雄 

近东这个广大区域近来似乎有个相当奇特的习俗,就是在庆祝活动如婚宴上开枪。

我是从一些来自这区域的视频见识到这现象,对我这个生活在“枪管严”社会的人来说这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猜不透背后因素,直到我读了这本书里一段描述。作者和两位出自一个上埃及当地望族的兄弟对话,他俩人说以前人们办婚礼时,(曾经是比较稳定与法制的时代),伴郎都是打赏最多的人,但现在是打最多发子弹的人——终于搞清楚(至少对我而言是满意的解释)这就是种“炫耀”的行为,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其男女不平等现象可说是人类世界属于极端级的社会,金钱与暴力是可以交替使用的有效工具。

何伟不愧是当今最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家之一,这本《埃及革命考古学》又是他另一本卓越的著作,这么一本将近500页厚的书,不曾有一刻让我觉得无聊。

他的笔触轻松有趣,行文平易近人,但是内容书写绝不流于表面的讲述,而是对其书写主题有极细致深入的观察,堪称不会逊色专业的社会或是人类学家。

当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年代,他刚好带了家人迁居埃及,所以这本书里记载的主要都是那几年间的事迹,但也提到一些埃及的古代史与考古故事,这种古今交叉的描述突显了何伟对埃及文化的深刻见解。

犬儒般思维

埃及文化的时间观感深受其环境的影响——尼罗河周期性泛滥,沙漠永恒不变的景象——形成了埃及人对事物变迁一种类似犬儒般的思维,可以形容为“不拒绝的冷漠”,这是表面上认可一切新事物的到来,但骨子里仍旧依据古老传统习俗的心态。

这仿佛解答了“阿拉伯之春”哄哄的到来,却静悄悄地离去,当时猛烈社会与国家革命宣言,却在几年后人民的记忆中遗忘,还是走回老样子的传统之路。

有趣的是,这个结论也让一些在当地的中国人觉察到。

他们对何伟说,埃及的根本问题是在家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与长辈与年轻人的关系——男在上,年长为尊的强烈不对等,这种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完全不被多次政治变迁与革命改变,所以真正的,能够带领埃及脱离这种无限循环困境的改革没有发生。

何伟结交了许多有趣的人物比如一个拾荒者和他的妻子之间的故事,反映了大部分埃及中下社会男女关系。

另外书里处处有极其有启发性的观察描述,其中一个让我十分惊叹的洞见,而且作者很巧妙的先用一段古埃及考古发现铺陈——在一个古代坟地,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遗骸是不到25岁的,然后这一章的尾端写了,“真正的权力来自稀少性;‘丰富’有是人们浪费得起的东西。在埃及,年轻人很廉价。” 

要知道埃及的人口中55岁以上的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五点七,但是掌握的权力却“不成正比”,而官方的青年委员会长是一个53岁的男人。

这无疑是这国家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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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南洋文艺】《印加结绳符号》加里乌尔/黄国雄

迷读志:黄国雄 

首先要澄清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成功解读出整套的印加结绳,虽然结绳里关于数目的符号和它数学的操作法已经辨识成功,但是非数字性的符号还无法鉴定出其意义,所以说还没有人真的懂这套文字系统。

研究印加结绳的语言学家第一个要务,如果根据此书,其实是要辨明结绳究竟是一种记忆术工具或装置,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系统。

简单的说,记忆术是种协助记忆力的技艺,通过某种特定规则,还有工具/装置来紧记并且回忆起某些信息片段。

现在常见的记忆术装置就是“绕指缠绳”与“念珠”。

从文字的主要功能来看,即是把事件实体的记录下来,是和记忆术的企图有所重迭,之所以要辨别印加结绳是属于何者?是否能被解读出来?也是基于这个理由。

两个主要的差异

记忆术装置与文字系统有两个主要的差异:

1.记忆术装置不是由“约定俗成”价值的符号所组成,这意味着能明白的人就只有该使用者与他已告知规则的人。

2.信息并不是记录在记忆术装置里而是已在使用者的脑海,装置只是作为种提示。

如果印加结绳是种记忆术装置,那么显而易见的,那些从印加文明遗迹发掘出来的结绳就不可能解读出来,因为在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就禁止了结绳的使用,下令焚毁这些装置,印加结绳作为记录系统应在那时候开始消匿而不久后灭绝了。

早期研究印加结绳的人倾向于把它当作记忆术装置,尤其是殖民时代对残存印加文化作观察与记录的人。

不过在现代,即二十世纪初,就开始有学者把结绳当作类似于文字的系统来研究, 不过至今都没有对于其编码与解码信息方法特别实质的结论,有的话也是片断的提议,比如说有研究者指出结绳可能类似“数字标签”(如国际标准图书编号的概念)来指示身分、住所地名、头衔等信息,但这都是相有限,过于简约的信息代表。

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新的理论,即是借用现代电脑的基础“语言”,二进制编码的概念来研究印加结绳,试图解析其物理与语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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