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国的生死预测/Project Syndicate
美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为多数美国人服务。
虽然受过教育的精英寿命更长、生活更富裕,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二——却在英年早逝,在经济、社会和健康等领域都在苦苦挣扎。
是否拥有4年本科学历者其生活质量鸿沟日趋扩大,是我们最新著作《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未来》的核心内容。
我们所描述的死亡人数上升,几乎完全集中在那些没有本科学历的人身上,本科学历越来越在就业、薪酬、发病率、婚姻和社会认同等方面,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的阵营——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
2019年冠病疫情也以类似的逻辑展开。许多受过教育的职业从业者,可以在家里办公——从而保住自己的健康和薪酬——而供职于服务业和零售业的许多人却面临失业,或者职业风险更高。
当最终结果明了时,毫无疑问,生命和财产的总体损失,会沿着同样一条教育断层线来进行分割。

商业格局改变
疫情同样在改变商业格局,其中大企业优于小企业,电子商务则优于实体业务。
许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相对其市场估值而言雇佣的劳动者很少,而且并不像曾几何时的旧经济企业那样,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提供优质的工作。
就业性质的上述变化已持续多年,但疫情流行正在加速它。
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一直——而且仍将继续保持长期下降趋势,表现为今天的股票市场已经屡创新高。
股市在疫情流行期间牛气冲天,再次表明它是代表未来预期利润(而非国民收入)的指标:当劳动者所分到的蛋糕份额不断减小,股票价格就会上涨。
取决于最近获批的冠病疫苗的注射速度和推广范围,上述某些趋势可能会得到逆转,但其效果也仅仅是暂时的。
超过34万人死
美国预期将在2021年达到什么样的死亡规模?2020年美国已有超过34万人死于冠病,而且总的超额死亡人数——包括未被记录的冠病死亡人数,以及疫情所间接导致的其他疾病死亡人数——相比原来约多出四分一的份额。
此外,即使疫苗到2021年中得到普及,在美国做完必要的工作之前,可能仍有数十万与疫情相关的死亡,这还不算在疫情流行期间,原本可以通过早期发现或治疗而得到防止的因其他疾病所造成的额外死亡。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期待,未来冠病病毒不再成为美国的主要死因。
但因绝望所导致的死亡却不是这样(自杀、偶发性服药过量以及酒精所导致的肝病),2019年的致死人数为16万4000人,而以往美国“正常”水平仅为每年约6万人左右(基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统计资料)。
尽管服药过量在2019年有所增加,并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持续增加,但尚未在任何国家证实有关封锁期间大规模自杀的预测,而且我们也根本没有指望证实这样的预测。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曾揭示了自杀和其他因绝望所导致的死亡,是如何尾随1970年来工人阶级生活遭受缓慢破坏的进程。
就业市场变革
现在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疫情流行之后的经济结构变化,美国的死亡人数将会再次上升。例如,城市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众多企业会迁出城市的高层建筑,并搬到郊区的低层建筑当中。
如果这导致通勤的必要性下降,那么维修建筑、提供运输、保安、食品、停车、零售和娱乐等服务业岗位也会相应减少。
自动化冲击
上述有些工作可能会发生迁移,但也有些可能会消失掉。尽管还会产生全新的岗位,但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今天的服药过量,主要源于非法街头毒品(芬太尼和海洛因),而非像过去那样源于处方类阿片(opioids)药物,而且人们最终会成功控制这样的流行状况。
但因为毒品流行往往伴随着社会剧变和破坏,因此,我们应当准备好迎接新一轮毒品流行的发生。
美国经济一直在遭受大规模破坏,究其原因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尤其是自动化的发展)以及(从较小程度上的)全球化。
社会安全网短缺以及昂贵到近乎荒诞程度的医疗保健体制,一直在大规模恶化对就业所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在面对这些变化最缺少抵御能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当中。
因为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主要依赖雇主所提供的保险,而不同收入所对应的保险金额几乎相差无几,因此,对那些技能最低的人负担最大,导致其根本无法找到好的工作。
华盛顿的长期立法僵局,使人很难对改善这些问题持乐观态度。但如果能打破政治僵局,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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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关税战各个击破后 美国将高压推进债务重组

(北京14日讯)大陆知名经济学家陶冬指出,对等关税的双边谈判会耗时甚多。美国正在刻意制造“囚徒困境”,制造出“先就范有好处”的气氛,以便各个击破。
他相信,关税谈判完成并非特朗普贸易讹诈的尽头,接下来就是在高压下推进债务重组,以期减轻美国债务负担,稳定国债市场。
陶冬12日晚间在其个人微博发表题为“关税战的下半场,是债务重组”的文章指出,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一系列扑朔迷离、朝令夕改的操作,令市场感到不可捉摸,资产价格屡屡出现极端反应。
仔细观察美国的关税计划,陶冬认为隐含着“3+1个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制造关税壁垒,吸引海外制造业产能回流,以此实现重塑本土/近岸产业链。
对付“东方某国”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极端施压、极端筹码和极端时限,迫使谈判对手在双边谈判中就范,作出消除贸易不平衡、增加军事保护费等承诺。
第三个目标,是把关税壁垒从美国国境推移到所有贸易国家的国境,以期对付“东方某国”。
双边谈判中,势必涉及“要么你加他关税,要么我加你关税”,靠威胁利诱围建关税壁垒。
至于“3+1个战略目标”中的“+1”目标,陶冬预期,美国关税战还有下半场,那就是重组美国债务。
美国有36兆美元(约159.5兆令吉)的债务,每年需支付超过1兆美元(约4.43兆令吉)的利息,今年有3兆美元(约13.3兆令吉)债务到期。
霸王条款
这些相对于29兆美元(约128.5兆令吉)体量的美国经济,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不少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
陶冬表示:“借助这次关税谈判,也许山姆大叔可以顺势逼迫外国政府答应债务重组。”
近月浮出水面的“海湖庄园协议”,本质上就是一份美债重组计划。计划要求各国携手拉低美元汇率,同时将现持有的国债转成100年期零息国债,而且中途不准出售。
陶冬指出,这明显是霸王条款,相信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正常情况下接受。但是对等关税恰恰制造一个极不对称的谈判环境,如果对方愿意接受贸易不平等条约,再多加一点不平等也不是没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