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如何助发展中国家脱碳?/Project Syndicate

随着美国候任总统拜登的新一届政府承诺会以一种全新且合理的手法应对气候变化,当前正是建立一家世界碳银行来转移和协调援助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脱碳的理想时机。

美国提出的“绿色新政”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绿政”所设立的环境目标都有值得称颂,但却过于指向其内部。这就如同一栋楼着了火,但人们却把消防资源都集中在其中某一层,那么最终只能延缓而不是阻止其毁灭。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未来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虽然中国最近承诺要在2060年实现零净排放,但考虑到该国各占全球一半的煤炭产量和煤炭消耗量,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待观察。

同时,印度虽然在太阳能发电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依然高度依赖其丰富的煤炭储量,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气候协定承诺华丽

尽管各国在签订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时都许下了华丽的承诺,但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投资中的比例仍然只有约34%,几乎与五年前持平。

风能和太阳能也仅占全球能源供给的8%。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允许现有电厂以现有形式走完其设计寿命,那么就将导致全球气温相对于工业化前水平上升1.7摄氏度。

目前讨论最广泛的推动发展中经济体二氧化碳减排手段,是对那些来自缺乏适当碳定价系统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边境税。

欧盟目前正在考虑这类措施,而气候领导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即将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主张这样做。

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赞成征收碳税(欧洲的碳定价体系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版本),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就会考虑自身行为将如何影响全球公域。一个边境税的调整措施旨在促使发展中经济体引入属于自身的碳税。该政策在概念上相当合理,但过于呆滞且难以实施。

淘汰燃煤成本极大

首先,发展中经济体缺乏相关资源和技术去迅速改变自身状况。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部分原因是全球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在能源方面投入巨大的新兴市场。

亚洲燃煤发电厂的平均运作时间为12年,而发达经济体则为43年。鉴于一个燃煤发电厂的寿命约为50年,而煤则是中国和印度手里为数不多的大储量自然资源之一,因此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淘汰燃煤发电厂的成本极大。

而非洲在冠病疫情期间,缺乏电力供应的人口已经上升到近6亿。

提供胡萝卜而非大棒

发展中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与发达经济体口中雄心勃勃的计划之间的差距,只是全球穷国富国之间财富和资源巨大差异的又一个表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为了应对冠病危机,发达经济体在2020年调集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平均超过其GDP总额的16%,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只有6%和2%。

而这一巨大差距还没有考虑到与疫情相关的债务积累在,未来几年内演变为发展中国家全面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这将使脱碳变得更为艰难。

全球碳定价是所有气候危机长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发达经济体需要为发展中世界提供一些胡萝卜而不仅仅是拿出一根大棒。

融资应高度优惠

在这方面应该采取高度优惠的融资形式,并结合技术专长和最佳操作方式的分享——这一切都应置于世界碳银行的指导之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领受的政治委任过于分散,无法独立有效地应对气候挑战。

与此同时,那些认为政府对政府援助不应在气候解决方案中发挥任何作用的人需要记住:那些对经济激励反应并不十分灵敏的国有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全球煤炭行业。

别对先进国有太多幻想

如果认为那些向内看的发达经济体会愿意拨出大笔援助——每年至少1000至2000亿美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成气候目标,是否过于乐观?

迄今为止,对冠病危机的应对状况并不太令人鼓舞;虽说G20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已经向40个极端贫困国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援助,但相对一众富国花在本国民众身上的数兆美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无法坐等资金到位

一个强化的碳税或定价体系可能是长期可持续资金的一个来源,但问题已是迫在眉睫,无法坐等它到位。

欧盟已经通过且美国也可能很快效仿的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净排放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那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环保主义可不是解决一个全球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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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贸易万岁!/黄锦荣

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以后的第五天,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接受了澳洲七号电视网的访问,并透露说我国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拒绝赋予马新一个共同市场,意即马新之间无法就资本、人员及服务达成自由流动,因为双方就商贸及国家安全防卫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立场。

新加坡即刻需要共同市场,以便为其公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抗衡共产党,而马来西亚却因国内族群结构和经济发展有别,而抗拒无差异对待的共同市场。

换言之,早在六十年以前,政治精英就已经明白,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关系,从来就不是我们以为的、与国内政治国安无关、完全出于经济效益考量,所以拒绝自由贸易,意味着拒绝发展。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往往都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或资本及知识密集式商品和劳力密集式商品的交易。

虽然在贸易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以相对高价出口工业产品,来换取低价的农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以相对高价出口农产品来取得工业产品,双边皆获益,但那都是静态经济增益。

由于工业产品生产具有规模及网络效应,尤其是资本及知识密集式商品,生产规模越大,使用者越多,学习效益越强,那么生产成本就下降得越快,技术累积与创新就越深,所能带动的相关行业就越广。

动态经济效益难复制

这些动态经济效益,显然地无法在农产品或劳力密集式生产中复制。

因此,自由贸易所产生的国际分工,虽然都会给参与国制造就业机会,扩大产出,增加收入,但时间一久,两者之间无论是技术或经济差距都会开始拉宽,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不平等难免加剧,贸易于是成了收入鸿沟的帮凶。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洪流中,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及外来直接投资(FDI)大多存疑,认为那是发达国家在结束政治殖民以后,意图进行的经济殖民。

那份猜忌固然和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的时间尚短有关,但也离不开国际秩序的分裂。那可是一个把世界划分为第一(自由秩序)、第二(苏联共产)及第三(不结盟)的年代。

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国竞争落幕的大背景下,即便多边贸易协定裹足不前,全球经贸仍然迈入了近乎大同世界。然而,全球市场一体化,却也埋下自由贸易的死亡种子,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并非一般发展中国家。

一般而言,随着双边贸易的展开,发展中国家的劳力工资及福利会跟着改善提高,有者如新加坡和韩国最终更是晋升高收入国家,因此,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会压缩发达国家的劳力工资。

低工资高科技中国双赢

就算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大马和墨西哥的薪金依然相对偏低,但由于经济规模偏小,和发达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组合的重叠性偏低,因此,双边贸易往来也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劳力工资或比较优势形成压力。

但中国不一样。哪怕总体经济规模已可媲美美国,但人均GDP仅是美国的17%,劳力工资及福利的对比更低,所以大规模、低成本的中国进口,已然对美国劳动工资形成挤压效应。

而且中国的高科技及偏低劳力工资并存,如同一国两体,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并存,欧美与之进行贸易,不仅是国内劳动工资有向下拉的压力,原来的比较优势也会遭受侵蚀,自由贸易的双赢仿佛是中国的双赢。

歧视性政策成正统

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已俨然崛起为最具实力的现状挑战者。

因为忽视自由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全球主义在发达国家里已遭受选民唾弃;曾经受益于自由国际秩序的自由贸易,也反向冲击着秩序现状,国际经贸版图再次分裂,而歧视性工业政策也逐渐成了正统。

对大马而言,其历史教训就是,对外贸易政策一不能和国内政治现实脱离,二不该忽视国内企业能否通过贸易取得动态效益,三则是随着国际秩序的演变而出现冲突及调整。

说白了,就是重启马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商,将避免不了各个服务行业及政府采购条规及标准的妥协,那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起减免关税来得更大。

和中国签下十四项合作备忘录或协定书,并不保证国内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及劳动力将受益,反之亦然。

至于我们多年来向往的半导体工业升级,也必将把我国从置身事外,推向中美科技战及地缘纷争的风尖浪口。

一代人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已死,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已在崛起中。我们准备好了吗?

(下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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