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谢悦汉

香港立法会议员、律师谢伟俊认为，香港保留大律师制度已不合时宜，并预言大律师和律师公会合并是大势所趋。他也鼓励港青到粤港澳大湾区搏杀打拼。

用“城中名人”形容香港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应该相当贴切，因为他过去多年游走于法律界、旅游界、文化界、广播界和政界，再加上他一些“出位”的宣传，为广大市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经历多姿多彩，短短一篇访问文章实在难以描绘他的精采人生。例如他和妻子白韵琴共同主持电台节目《法乎情》和《尽诉心中情》，有许多听众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他在一些报章写专栏解答读者许多法律问题，亦出版一些法律小册子，让市民学懂很多法律资讯及如何保护自己。他先做大律师后来转为律师，这在香港法律界是屈指可数的。他又从功能组别议员转战成为直选议员，选择从政用宏观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可能金钱收益方面少了，却可满足他个人心愿和抱负，他认为是值得的。

谢伟俊是议员、律师和会计师，在政治、法律和商业问题上他都可侃侃而谈，并且大胆指出法律及政制方面要作出创新和改革，无党无派身分更令他畅所欲言。

问答录

现今香港社会上高呼要进行“司法改革”，你有何看法？

我完全同意“司法改革”，因为司法界有很多传统规矩如礼仪、发饰及称呼等，是以前殖民地遗留下的作风，不过，曾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已废除和作出改革，为何香港仍坚持保留这些不合时宜事物？

另外，香港的法庭效率甚低，例如美国等地都在上庭前，控辩双方可以先进行录影经宣誓证供作为呈堂之用，但香港现今仍在庭上浪费大量时间在控辩双方向证人取证及陈词。

近年因社会政治极度纷争，导致对司法各种猜忌和鞭挞，反而有可能给予反对改革者，以司法自主独立作为拖延改革的藉口。如果外界以舆论或政治手法施压反为不美，将会是事倍功半，最好由法律界和司法界内部发动改革倡议，相信效果会更好。

你对大律师公会近年有反华仇中言论和立场有何看法？

我不认同大律师公会一直是个反华仇中的专业团体，在回归初期中央都厚待大律师公会，而大律师公会亦几乎年年都上访北京。

的确近几年中央和大律师公会关系出现变化和转差，这是事实，前任主席戴启思和现任主席夏博义都是外籍大律师，以会员人数而言，华籍大律师远高于外籍大律师，许多华人大律师明哲保身，认为在目前政治气氛之下，讲多错多不如接多些业务赚钱更实际，他们私底下有自己立场及不想如此公开去对抗中央。

我个人认为保留大律师制度已不合时宜，环顾美加及前英属殖民地区和国家，大都废除大律师与律师。

我个人看法，大律师像一个高级手作仔（师傅），逐件计收费，是无法聘请员工帮手，影响效率，收费偏高，不能企业化经营，须经律师转聘制度更费时失事，加重诉讼人负担。

大律师公会和律师会合并是大势所趋，而两公会合并亦回归多年前已经深入探讨，香港律师会会员可以上大湾区倾谈业务和合作发展，大律师业务只限于香港，所以大律师是逐渐式微的行业。

现今香港大律师人数为1483，其中有1017男和466女；资深大律师则为102人；律师会人数现有1万0433人。

大家可以从上述数字看出，大律师功能只作为诉讼律师，业务范围狭窄，出路有限。我做了7年大律师，其后转为律师，因我觉得律师职能属于建设性和前瞻性，经营业务较为广阔。

为何你想做一个无党派的独立政治人物？

由于不属于任何党派，所以做事时无需要跟大队走，但因为没有强大的后盾和班底，有时会感到单打独斗，有孤单感觉，只不过习惯逍遥自在，少了框框能够畅所欲言，我乐得如此。

香港公务员队伍应否改变思维？

香港回归后，转瞬已接近50年不变的中点，由回归之初各种体制的尽量不变，到近年管治到处碰壁，“优薪养廉”回归前是头戴光环的优秀公务员队伍团队，现今则被讥讽为 “优薪养愚”，作为中美两大巨人角力下的磨心，香港能否将70年前，当国家被联合国制裁时，扮演协助突围及支援的角色，抑或继续迷失方向浮浮沉沉，所以未来一两年可能是重要拐点。

对于年轻法律界人士或青年人，你有何提议？

我个人的看法，30岁左右青年和壮年人士应去大湾区发展，以前有一些年轻法律界人士对我说，他们已经不象我们这一辈的人，有这么多发展机会和空间，我不认同此种观点。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在深圳河以南工作，根本不会想到有机会去深圳河以北地区大展拳脚。现今是互联网世界，香港年轻人不再局限在本地开拓事业，可以打入8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市场，有能力、有天份、肯搏杀打拼而能把握机会的年轻人，不仅香港和大湾区是他们的发展基地，甚至全球都是他们的业务市场和天下。

香港被指为反华基地，议员角色会否有变化？

绝大部分外国议会，都不容许公然背叛或藐视国家宪法者担任议员，香港虽然没有因种族、宗教等严重分歧导致社会内部 “不共戴天”鸿沟，却有不少反国家反共产党的情意结，一切立场先行，反中势力均戴上最深色眼镜，来否定一切合作包容空间。

至于中央近年被指越来越干预香港施政，高度自治不再，我曾指香港近年为国家带来的麻烦超过好处，香港正在各方面失去自治，而特首林郑月娥的管治也多了掣肘，所以要香港人必须痛定思痛，否则会被边缘化。

在过去多年经历中，有哪些事令你特别难忘？

最令我毕生难忘的是两宗官司，一宗是和名嘴郑经翰及林旭华的诽谤案官司，另一宗则是和律师会的官司，这两宗官司合共用了我十多年时间去应付。

于1996年，我曾指郑经翰及林旭华在电台节目中对我诽谤，从而向郑及林兴讼。

我在原审及上诉时皆获判胜诉，获赔偿8万港元（约4.2万令吉）及得堂费；惟终审法院在2001年修订已沿用百多年案例原则推翻原判，法院虽把案件发还重审，但我都要为郑及林支付上诉时所支付以百万元计的讼费。终院亦是在这案中，确立公允评论（fair comment）的原则，即被告一方在发表言论时，只要真诚地相信其发表的是公允评论，即使其怀有偏见或别有用心，亦可以用作免责辩护，从而更保障大众就公众利益发表意见时，可以用作抗辩理据。

在1997年成立律师行时，我因为推出997元离婚套餐而获广泛报道，这个震撼价令当时行内既得利益者不满，指我无视行规，便开始“收拾”我。

另外，在我40岁生日时，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一本书遮住身体要害部位，原意是要表达个人享受的法律权益是与生俱来，概念是希望推动法律的普及性，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装扮有损律师尊严和形象，所以要制裁我。在20多年前，当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无法接受这种前卫作风，律师会为此事召开纪律聆讯会，此案上诉至终审庭。

现今回顾和检讨这两宗官司历经时间、过程、财政损失和所受精神压力，如果再重新来过，我相信会以更加聪明的手法去处理得较佳。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