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基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讲话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概念：非友即敌。美国应该领导，盟国应该跟进，反对美国主导的国家应该遭到惩罚。

这一概念既简单，又简化。现在，它已经过时了：美国没有不能调和的敌人，也不再领导一个战无不胜的联盟，与华合作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对抗。

前总统特朗普是美国领导的异类。他采取攻讦、威胁、单边关税和金融制裁等手段，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于他的政策。他把多边主义规则撕个粉碎。

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几乎无人反对。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共识大于反对，他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也鲜有人阻止，尽管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对比之下，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简直是天赐良机。目前，美国已经重回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准备重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承诺重回2015年伊朗核协议。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和令人渴望的措施。

但，拜登初期的涉华政策和美国领导力的政策公告大有问题。拜登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能够很好地体现它的政府的早期思维。有三点令人担心。

拜登需先收拾烂摊子

首先，“美国回归”世界领导是一个天真的看法。美国现在只是回归多边主义，它的冠病抗疫工作一团糟，在1月20日之前一直积极与减轻气候变化的措施作对。

拜登政府还需要修补诸多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如1月6日的暴动，并解决为何还有7500万人在去年11月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问题。这意味着要清算目前许多共和党人身上浓厚的白人至上主义文化。

其次，“欧洲和美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拜登宣称，“是也必须一直是一切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实现的成就的基石，一如我们在二十世纪所做的那样。”真的吗？我是亲欧派，也强烈支持欧盟，但美国和欧盟只不过占了人类的10%（北约成员国占了12%）。

跨大西洋联盟无法也不应该是本世纪“一切我们希望实现的成就”的基石；它只是重要的积极因素之一。我们需要与世界各方共同承担全球治理工作，而不是光靠北大西洋或其他任何一个地区。

对世界大部而言，北约是一个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关的持久联盟，这个联盟受到特朗普的搅动。

第三，拜登宣称世界已卷入了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大战。

“我们正处在一个拐点，一些人认为，考虑到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全球疫情——专制是最好的前途……另一些人则理解民主才是……应对着这些挑战的……的根本。”

由于这一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之争，拜登宣布“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性竞争做好准备，”还说这场竞争“值得欢迎，因为我相信欧洲和美国，以及我们的印太盟友在过去70年中共同努力奋斗构建起来的全球体系。”

中国伸出橄榄枝

或许美国自认为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长期意识形态斗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双方都有的。美国保守派坚持认为中国想统治世界，这已经成为华盛顿跨党派共识的基础。

但中国的目标并不是像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主张的那样，要证明专制比民主好，也不是要“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份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致辞为例。

习近平没有谈专制的优势和民主的失败，也没有谈政治制度之间的大战。相反，习近平传达的信息是要基于多边主义解决共同的全球挑战，并指明了“四大课题”。

习近平呼吁世界领导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他还敦促他们“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共同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

第三，他们必须“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鸿沟，共同推动各国发展繁荣。”最后，他们应该“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全球合作之路需要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国际法则”，坚持“协商合作”。

他强调了“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的重要性。

合作不是怯懦

拜登的对华外交政策首先应该寻求合作，而不是假定冲突。

习近平承诺中国将“积极支持并参与疫苗国际合作，”坚持向世界开放，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国际关系”。美国外交的明智选择是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合作。今天的对立叙事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合作不是怯懦，但美国保守派一再这样灌输。

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和平，市场扩大，科技进步加速，避免新军备竞赛，加快抗疫，全球就业的强势复苏，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共同措施。

随着全球对立的减弱，拜登可以把政府精力投向克服不平等性、种族主义和不信任上，正是这些因素在2016年把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并且仍在危险地撕裂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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