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陈凯希先生已有数十年了，今天我是从他的从政年代来分析他的时代的政治变化。

陈凯希（1937年5月3日—2022年2月22日）以85岁高龄走完他精彩的人生。十分巧合的是，他是在特别的日子（即2022年2月22日）安详离世，永远告别他既爱又恨的命运。

他的一生不是神话，而是他的故事如同神话般活在跌宕起伏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拉开1937年七七卢沟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大悲剧的序幕。他的父母因战乱而逃离家乡到新加坡暂居，生下大女儿绿薇，不久举家迁至居銮。夫妻双双在这穷乡僻壤地区当起“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诞下小介希（陈凯希）。随后他将一些亲朋戚友从永春接来居銮过日子。

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大军南下，马来亚和新加坡在1942年宣告沦陷，激起爱国华侨组成抗日军和筹帐会（南侨总会）在前方和后方奋勇作战。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不幸的在9个月后英军重临，重新实施殖民统治。

1948年他的父亲陈郁亭校长因涉及反殖民运动而被捕，且被驱逐回中国。

随后英军实行新村政策，凯希母亲林茜绮也返回中国。就这样，陈氏夫妇留下的大女儿、大儿子及第五孩子寄养在马新两地，其他的亲人带回中国（刚好此刻中国已解放，进入社会主义新年代）。直到1983年，陈凯希才和阔别35年的父母在香港首次重聚。

这其中的悲欢离合，深刻地影响到陈凯希思想的转变。在1953年进入宽柔中学初一班后，便在次年转入新加坡中正中学就读。

正是在这一年，新加坡掀起反对学生服兵役的示威运动；尤其是华侨中学及中正中学的学生也参与领导，终于迫使英方对学生暂豁免服兵役。学生在取得第一个“胜利”后，也激发全新的华文中学积极争取“中学联”的成立。经过千辛万苦，当时的马绍尔首席部长在1955年批准中学联注册，会员竟高达万人。旋后，因林有福上台取代马绍尔，乃在1956年9月查封“中学联”，并大举逮捕学运领袖。陈凯希因涉足学运运动，乃在1955年先退学，转回新山工作。他从学运转成工运分子。

前半生：政治失意

由于口才出众，他成了工运领袖和政党领袖，名声在柔佛和吡州传开来。

1958年，他加入马来亚劳工党。1959年，时年22岁的他被党提名参加国会选举（居銮南区），与马华曾崇文对垒。初出茅庐，虽败犹荣，但社阵却另有3人当选州议员，他们是苏锦祥、李亚龙及祝俊雄（社阵派出7国10州的候选人）。

除了在1960年成功地在柔佛新山主办党第八届党代表大会外，柔佛也成了社阵机关报《火焰》的基地，且由陈凯希主持发行，在短期内竟能把《火焰报》从15000份发展到每期发行2万份（月刊）。

因为陈凯希的关系，柔牛头党成为左翼政党的标记，在1961年参加柔州各地市议会及市政局选举，共派出37名候选人角逐，有16人当选各地市议员，其中陈凯希成功在新山市议会的甘榜彭亨区当选市议员，以710票击败获得474票的联盟（马华）候选人张愈昌。

紧接着，柔佛也发展成《劳工报》的重要阵地。就当时来说，《火焰报》（较学术性）及《劳工报》（较大众化）已分别成为民众喜爱阅读的华文党报。

在1961年的8月份，劳工党在吉隆坡举行党代表大会上，陈凯希代表柔佛州毫不客气地批评党总部并没有很理想地完成神圣的任务。虽然党的报告是出自一名会计师的手笔（指陈朴根）如同流水账，但实际工作和成就及工作上的缺陷和困难都没有提出来检讨。文中没有内容。严格来说，是把缺点掩盖过去了。

“我们要的是会讲、会做、也敢讲和敢做的国会议员。我们有6名国会议员（劳工党有6名；人民党有2名，合共8名，皆为社阵旗下），虽工作不太坏，但也不太好。我们期望他们向联盟的黑暗、无能、贪污和反动（政策）开炮。而且我们更期望他们到全马各地巡视，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了。我相信人民也不会满意。如果不信，我们全部辞职重选，能被重选的，恐怕不到一半。”

在这一年（1961年），社阵的矛头也是指向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以配合印尼的反大马立场；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反右斗争的影响。劳党人带有激进的行为是否符合60年代的东南亚大局？在今天看来，倒是值得反省的。因为反马来西亚到头来竟成为华裔选民的担忧。他们对印尼鼓吹大印度尼西亚计划感到不安。因而在1964年的大选，社阵惨败，主要是因为左翼的路线被所谓“意识形态”所掩住而跌入种族主义的忧患中。1964年的大选，陈凯希在白沙罗对垒马华曾永森，但又败下阵来。及后社阵发起示威游行，抗议逮捕社阵主席布斯达曼，且高举人权日斗联盟。也在此刻，凯希被逮捕了。

在1969年，社阵/劳工党抵制大选，给左翼之外的政党一个机会取代左翼的政治真空。有不少人曾问，到底劳工党在1969年抵制大选是正确的吗？在60年代反马来西亚又是否是正确的？

后半生：红色儒商

如果不是，为何左翼政党要放弃宪制斗争？为何在后来又承认马来西亚？这又说明了政治“判断”有时会误判的。对此，我们也不能怪责陈凯希的指导方向的不足。因为他在1965年发动人权游行前已被捕，又陆续有多名劳工党领袖在牢中，以致党不能对外面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评估，也有人调侃党员可在监牢内召开“中委会”。即使陈凯希在1966年党大会上当选总秘书，但人已在监牢，等于家在监牢，办公在监牢，连发号施令也在监牢。

待到陈凯希出狱时（1973年），劳工党已被封闭一年。整个党迷失了方向；尤其是在中国文革期间（1966-1976）的10年间，劳工党的决策也受到文革路线（街头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很难推定陈凯希一定会跟中国文革的路线走，至少劳工党所代表也不一定会一头栽进去。

至此，我们发现有两个点是不谋而合的。其一是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和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其二是陈凯希转身不问政治，通过商业建立海鸥王国地位，也符合中国对邓小平理论的认同。陈凯希就是新一代的“红色资本家”。如同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被形容为“红色资本家”的雅号（这是1957年中国外长及后来的副总理陈毅对荣氏尊称，形容他对新中国有诸多贡献）。同样的，陈凯希的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红色行动”也为他日后赢得诸多口碑。

由此来看，陈凯希前半生在政治上有失意之处，但其后半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一个“红色资本家”（这是我在公开场合对陈氏的表扬），也算是希望资本家能具有奉献社会的责任，不要只会赚钱，而失社会责任。

陈凯希或者是新中国下所期望的“红色儒商”，也是马来西亚社会所期望的红色资本家人物之一，不知您以为然否？

（此文部分内容取自朱齐英著《陈凯希与劳工党》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