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在线平台产生了许多虚拟市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也出现了空白。

新冠疫情促使比以往更多的人在网上寻找商品、服务和就业，从而扩大了这一空白。现在的风险是，一个新的数字工业混合体（industrial complex）将阻碍市场效率，对日常运营依赖于技术的实体经济参与者征收租金。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当今经济的有形和无形要素能够共存，创造新的生产协同效应。

经济的有形方面提供了自动化、制造和复杂贸易网络所依赖的基础设施，而无形方面（物流、通信和其他软件和大数据应用）使这些流程能够达到最佳效率。

更确切地说，有形经济是无形经济的先决条件 。通过数字化，有形可以变成无形，然后克服传统的规模和价值创造极限。

数字实体经济脱钩

这是一个交易和资本密集的过程，但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增长机制，为大大小小的国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机会公平。

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一标准叙事忽略了最近数字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脱钩。受益于传统生产要素停转的天然数字公司的增长速度甚至比新冠疫情前还要快。

到2020年9月初，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的股价较疫情爆发之处上涨了一倍多，苹果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家估值达到2万亿美元的公司。

奈飞和字母表（谷歌）——其余两家所谓的FAANG公司——股价未能翻倍，但也处于或接近的历史高点。

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最古老的成员、前有形经济的偶像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因苹果决定拆分股票而被剔除出指数。

那些拥有和经营科技巨头的人钱越挣越多，而世界其他地方却继续经历着经济灾难。

实体经济资产远远落后于数字金融资产，K型企业复苏已经出现。数字公司显然可以无限增长，而其他公司的增长仍然受到有限的经营条件的限制。

这种趋势不仅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关于价值创造的假设；也促使我们走向一种局面，即政府重新分配价值的政策将不再是合理的选择。

当然，政府和某些私营部门已经提出了补救措施，如对数字资产征税，而自由放任方针的支持者仍然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只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扭曲。但这两个阵营都没有为其首选政策提供足够的证据。

补贴缩小与平台差距

我们提出了另外三个解决方案。首先，政府拨款和补贴可用于促进技术扩散，缩小平台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

政府不能指望市场实现平等的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可及性，可以通过税收冲销或其他措施（就像鼓励消费者购买环保型汽车一样）为小企业直接提供项目资金。

虽然这种支出在短期内将增加公共债务，但这些成本将因经济权力分配更加均衡而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而抵消。

减少输家紧张关系

第二，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更加灵活、多相关利益方的创新模式，以便在不限制技术进步步伐的情况下解决对包容性和代表问题的担忧。

这里的目标应该是减少平台经济新价值链中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若干现有案例 表明 ，相关利益方的合理代表能让决策者在不牺牲速度和灵活性的情况下减轻新技术的危害和意外后果。

第三，应该确定合理的"数字保护主义"领域。正如一些国家使用贸易关税来支持新生的本地生产一样，数字关税也可以用来促进当地创新生态系统。

这不是万灵丹。 但在已经达到技术采用和推广的一定门槛的地区，这些政策可以鼓励基层解决方案，创造新的基于社区的方法来管理技术的设计、部署和融资方式。

后新冠时期的世界的特点将是经济跛行，对未来的普遍担忧，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各种改变方式的日益醒悟。

在适当条件下，技术扩散、多相关利益方创新和数字保护主义可以减少人们对跨国公司的依赖。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制定技术条件，很少考虑特定社区的需求和价值观。

拜已证明无法支持公平和包容的侵入性业务模式所赐，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技术机会和准入危机。兹事体大，而市场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有办法确保数字革命造福于大众，而不仅仅是少数人；但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如何追求创新和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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