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府?/王介英

经历过“变天再变天”、“U转再U转”那一连串无奈又失望的折腾之后,选民从此既怕了“许诺不兑现”的“权术当道”模式,也对“一人说了算”的“独裁专政”模式不敢恭维;他们既不要“政治青蛙趴趴走”的样板,更不要“手脚不干净”的贪腐政权。因此,在饱受“冠病蹂躏”、历尽“抗疫劫波”的艰辛苦难后,普罗大众似乎如梦初醒,不约而同、痛定思痛地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政府?”

重视“肃贪”的评论员P.古纳斯加兰说,“换政府是肃贪关键”;重视“有效抗疫”的人则对政府SOP一再U转感到不满说,“协调失能,U转乱国”;此外有人要寻求“稳定的政权”,有人要营造“去除种族主义、宗教主义”以达成“政府照顾全民”的梦想。还有人什么都不要,只要“既能有效抗疫,又能救经济”的政权。

总之,“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政权的要求也就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抛弃极端主义

达祖丁教授在《“这个”大马已死》的评论中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时候抛弃我们旧有的偏执的和极端主义的马来西亚概念,重新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新的人民和新的国家(模式),在那里,所有公民都互相依赖,所有国人都互相尊重和爱护,作为一个谦卑的生命,没有人比其他人更优秀,我们都需要彼此。尘归尘,土归土,在地平线上闪耀着新希望的曙光,一个所有人的新马来西亚。”

依笔者看,达祖丁教授心目中的“新马来西亚”概念,是一个各族人民抛弃过去一直存在的种族偏执与极端思维的多元、中庸、包容的马来西亚。在这里全民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人人平等、人人互相依赖,没有人被遗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但在这个“第15届大选”到来的前夕,谣言满天飞,敦马预测这一届大选没有任何一个阵营能赢得过半议席,必须在选后拉拢拼凑足够的议席以组织政府。阿末扎希博士虽斩钉截铁说,大选不会与土团党合作,但对选后会不会与其他政党合作持开放态度。

于是,大选过后巫统与希盟合作被视为一种可能,巫统与火箭手拉手也由“不可能”变成“可能”。

总之,之前信誓旦旦的“不与贪腐者合作”的声明,可能变成了一句胡说八道的“空话”,为了“重返布城”,庄严的声明可以“当垃圾回收”,骂了人家几十年的“死敌”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sayang sayang的“闺蜜”!如果这样的事都可以做,还奢谈什么“政治原则”、什么“从政理想”?

看来,来届大选即使换了政府,“稳定政权”、“廉洁零贪污”的理想恐怕依然遥不可及。至于,大选后大家能不能抛弃种族偏执与极端思维,能不能各族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就要看组成执政大联盟的成员党的大佬们能不能“抛开私心”,“以国为先,以民为重”了?

当然还有人要求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通过“教育改革”与展开“新的发展计划”去追求“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数码化经贸发展”以迎接“先进国”时代的到来。

反应

 

名家专栏

公共领域改革不负众望/李兴裕

2025年财政预算案打破传统,高度重视改革特定领域,涵盖体制改革、打击贪腐、改革议会制度、立法及政府行政与机构。

政府承诺维护廉洁、提高问责制、优化资源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如果政府能够兑现对这些领域进行全系统改革的承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机构和公共服务的交付模式,从而节省预算的行政开销,并确保有效实施发展开销,以实现更好的公平和基于产出的成果。

私人领域和企业也将受益于降低持有成本和隐性成本、节省资源和时间,以及提高生产力。

鉴于国家的角色、公共领域的规模和在经济中的贡献(联邦政府的总行政开销和发展开销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0.2%,合并非金融公共企业的总开销占GDP的29.6%),证明了对公共领域进行良好监管、提供优质服务的必要性。

经济、体制和监管改革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改善商业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良好的监管和高效运行的机构支持下,确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从而提高了竞争力,降低了经营成本,并带来了更好且可预测的投资回报。

有效、务实且与时俱进的法规和法律对于经济增长、确保促进企业竞争和创新的市场经济、保护社会和环境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收入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实现昌明经济框架中设定的目标,该框架以两大支柱为基础:以经济转型来提高顶限(Raising the Ceiling),将大马定位为亚洲地区领先的经济体、通过改善生活质量来提高底限(Raising the Floor),以及公共领域改革。

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经济和财政管理、实施战略计划和路线图来实现其目标,其中关键的包括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KL20行动计划和国家半导体战略计划。

从寻求吸引高质量的投资、高价值高增长的工业,通过有利的生态系统、清晰一致的政策、法规以及非财政(如融资工具、基金、贷款担保和赠款)和企业融资奖掖措施,促进国内外投资者开展业务,到通过一致的叙述、推动、教育和活动影响企业和人们的选择和行为。

各部门、机构和机关执行法规和制定规则,须有明确的有效执行和遵守设计,便于企业、投资者和公民遵守,并执行成本不高,且易于降低行政成本。

接受建设性解决方案

如果政策和计划的实施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政府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和结果,或者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进而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并抑制企业家精神。

例如,缺乏充分或未经充分协商的商业监管改革和政策,可能会造成过度负担,从而引起忧虑和反对声音;设计不当和执行不力的措施和法规,将抑制创新,而过于复杂或现有的法规,不适合支持政策目标。

公共领域监管改革和资源优化,涉及进行艰苦且不受欢迎的经济和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摆脱“权利和依赖综合症”思维模式;改变管理公共领域活动的规则和规范。

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摒弃、纠正、修订和加强在现代没有发挥良好作用或过时的政策、规则和法规。

首要任务是提出资讯自由法案和政府采购法案,这是增强公共领域赋权和提高效率的积极举措。

马来西亚每年花费超过1500亿令吉(相当于GDP总量的近五分一)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如果减少纰漏和浪费,相信可以节省30%。

公共采购管理不善、欺诈以及挪用公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会将公共资金转移到没有成效、不合适和不经济的项目中。

更糟的是,其中一些滥用公共资金的行为未被发现,税款也未缴纳。这种货币交易被视为影子经济和商业活动。

人们相信,建议中的政府采购法案,将加强公共财政与财政责任法令(第850法令),通过确保招标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竞争,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和纰漏,来帮助实现财政目标。

在过去许多的总审计司年度报告中,总审计司都详细阐述了公共采购中的滥用和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浪费、定价过高、成本超支、延误和项目最终交付质量不达标等各种问题。

打击贪腐追踪公共资金

预算案中打击贪腐的具体重点,是修订后的审计法,该法令遵循“跟踪公共资金审计”的方法,允许总审计司追踪公共资金的去向,包括获得政府担保的公司。

这恰逢其时,可确保在实施发展项目时,使用公私合作(PPP)方法进行适当的成本和财务管理,如公私合作总体规划(PIKAS)2030中所述。PIKAS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私人投资增加780亿令吉。

国家审计署将获得2亿令吉的拨款,扩大对近2000家获得政府拨款和担保的公司和实体的审计范围。这是改善公共领域监管和问责制的积极举措。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采取后续纪律处分,包括扩大总审计司的权限,允许在审计报告中发现犯罪因素时,直接向警方或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举报。

反贪会将获拨款3亿6000万令吉,以调查和采取坚决行动,将贪污犯绳之以法。

官僚和政治领袖的决策不应涉及贪污,公共领域的资源须明智使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社会回报率。

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优质的公共领域,以便以最低的效率,为人民取得更好的结果,为企业节省时间和降低持有成本。

在这方面,政府致力于通过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令、联邦法定机构管理和监管指南和《联邦法定机构合理化秘书处实施公共服务改革,明确重点是精简官僚机构、加快流程、减少浪费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公共服务转型多种模式

这些合并案包括InvestKL与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拉萨政府学院(RSOG)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INTAN);清真发展机构(HDC)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MAVCOM)与马来西亚民航局(CAAM)。

首相表示,4个负责吸引投资和旅游业的政府机构,将从明年起在海外共享办公室,以节省成本,并通过优化公共资源提高行政效率。这4个机构分别是旅游、艺术与文化部、投资、贸易与工业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建议各州政府可以针对尚未出台此类指导方针的州法定机构,颁布类似的管理和监管指导方针。目前,所有联邦法定机构都须设立内部审计部门,重点致力于减少冗余、提高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以协助政府修复财政赤字。

公共服务转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转型和现代化公共服务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高质量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领导和管理、明确的目标、资源和公众的参与。

虽然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科技来通过电子政务服务转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将建立与公民和企业互动的有效方式,并减少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流程的成本和层级,但鉴于数据泄露和未经授权登录的风险日益增加,保护公民的数据隐私和个人信息,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首先,在“国家改革计划”下,政府成立了由政府首席秘书领导的机构改革特别工作组(STAR),以减少官僚程序,这是显而易见的。

STAR负责协调解决人民中心问题的努力,例如学校和诊所破旧不堪、医院和移民柜台拥挤不堪,以及经商便利性。

最后,政府将成立立法改革工作组,拨款3.09亿令吉,带头审查3000多部过时的法律,包括修订1950年合约法令等商业法律,使其符合当今的标准。有必要评估不再与数字时代相关或适用的法律,并对其进行更新,与时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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