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疫中看我国社会左右之争/甘德政博士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社会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论调,一派主张要一刀切的全面封锁,另一派主张要尽可能让经济领域继续运作。这就陷入了“要命还是要钱”、“救人还是救经济”的两极化争论。

以卫生部为首的官员,站在部门的绩效指标立场,当然要前者,以便最大程度上切断病毒感染链,保住我国公共医疗体系不会崩溃,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以财政部、贸工部等为首的官员,部门的绩效指标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贸易表现,当然不希望防疫措施影响到大部分经济活动,否则经济崩盘,很多人保不住饭碗,社会骚乱和国家动荡就在所难免。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两种观点也包含左右之争。政治上的左派,通常指倾向改革的力量,重视推动社会地位平等的立场;政治上的右派,则是倾向维持既有的传统和秩序,对于改革较为审慎。

经济上的左派,则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机制,提供应有的社会福利;经济上的右派,则认为政府应顺应社会自由发展,不应干预市场机制。

抗疫和拼经济并重

放在疫情中的社会脉络,主张一刀切全面封锁的“要命派”,勉强归类为左派观点;主张经济活动尽量不受干扰的“要钱派”,勉强归类为右派观点。

社交媒体也反映出民间广大草根群众对这两个观点的分歧。主张一刀切全面封锁的人,骂那些支持经济活动照跑的人,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吸血鬼;但站在企业界立场,每个老板都希望本身的生意在疫情下可以继续运作,虽然要冒病毒感染风险,但没收入的日子会更加难过。

我国政府自疫情爆发以来,一贯立场就是强调抗疫和拼经济并重,出台政策都在上述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点。

最近国家安全理事会列出在管控令下批准营运的“必要领域”清单,网络上骂声一片,痛斥政府向资本家让步,不顾人民死活。

有者认为,反对这种“半生熟”措施的人,很多都是受薪的打工阶级,以疫情为由,希望能拿到更多“居家工作”机会;赞成“半生熟”措施的人,很多都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工商界老板或“手停口停”的自雇人士,如果经济停摆,吃饭都成问题。

恐重演“啤酒节”风波

贸工部系统刚开放让“必要领域”企业申请管控令期间的营运批准信,很快就因登录人数激增而页面加载缓慢。

有人因此在社交媒体上讽刺那些之前高喊“全面封锁”、呼吁大家自律呆在家的人,身体却很诚实的要尽快进入系统注册以便开工,或者希望可以拿到批准信函到处趴趴走。

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这种口是心非的人数有多少,我们很难说得准,只能从社交媒体上判断大概有这种现象。

无论如何,在我国长期的种族政治脉络下,政治学光谱上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一直都不是大家的关注点,反而本质上是阶级冲突的问题,很容易被政客操弄成种族课题。

刚刚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挑起啤酒厂拿到营运批准信,质问难道啤酒也属于“必要领域”吗?

事实上,这产品的确属于“食物和饮料”供应链范畴内,但这种课题一旦被煽动和政治化后,难保不会重演之前的“啤酒节”风波,引起喝酒和禁酒不同族群之间的激烈争论,对于陷入疫情困境中的我国来说,是非常不幸的撕裂危机。

反应

 

文教

联国:受疫情影响 2022年辍学生增至14万

(八打灵再也28日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马来西亚的边缘化或弱势群体小学生因受冠病疫情影响,辍学人数从2021年的12万1231人增加至2022年的14万520人,增幅达20%。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教育研究学院课程研究与教育政策教授哈兹里表示,冠病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使许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为了生计而被迫搁置孩子的学业,导致他们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辍学的其他原因还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心理健康问题、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缺乏教育支持等。”

据英文媒体《星报》报道,疫情期间,许多贫困家庭的特殊学生因缺乏线上学习设备,最终也无法继续学业。

哈兹里认为,要防止学生中途辍学,必须深入分析辍学率上升的原因。他指出,尽管政府制定了多项减少辍学的政策,但由于资金不足或监管不力,这些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UCSI大学社会科学与文科教育系主任助理教授扎伊达指出,大部分无法上学的儿童来自边缘化和弱势群体,包括原住民、郊区儿童、难民和无证件儿童。她认为,家长缺乏基本教育认知,导致子女失去入学机会。

她强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为相关群体提供经济援助、改善郊区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意识,并实施包容性教育政策,从而为儿童创造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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