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三胎政策无济于事/Project Syndicate

为了解决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中国刚刚宣布将允许所有家庭最多生育三个孩子。

此前,广泛传播的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生育率仅为1.3,与日本相似(2019年为1.36),明显低于美国(1.7)。

但生育率低于替代只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分。第二个问题是其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1971年以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支持多子女,限制避孕药具和计划生育教育的普及。因此,中国当前或即将成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15-24岁人口规模仅为45-54岁人口的72%左右,而日本为79%,美国为100%。

这种人口结构使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需要新的年轻工人来取代那些将退休需要支持的人。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不平等。总体而言,中国通过户口制度禁止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因此,农村居民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较少。2010-12年,城镇中学入学率为100%,高中入学率为63%,大学入学率为54%:而农村分别为70%、3%和2%。

人口老化影响经济

同样,2008年,城市地区每千人拥有2.68名医生,而农村地区仅为每千人1.26名。毫不奇怪,农村地区的健康结果较差,预期寿命较低,疾病发生率也较高。

中国决策者倾向于分别讨论这些问题。但这是一个错误。低生育率、多子女政的遗留问题,以及城乡差距,都影响着人口年龄结构,而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到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劳动力质量。

如果工人不能在学校或工作中获得医疗保健或学到技能,那么经济也将受到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工人素质的差异可以解释大约一半的国家间收入和增长差异。

告诉中国夫妇可以有三个孩子并不会自动提高生育率,也未必有助于应对更大的经济挑战。

城市育儿成本太高

生育率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例如抚养子女的成本和父母为子女预留的经济机会。这些成本在中国城市非常高,中国不动产价格比任何其他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都贵。

此外,学业竞争也十分激烈。孩子家长从小学就开始感受全国高考的压力。1999年的高校扩招改革本应部分缓解这种压力,但就业增长没有跟上;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扶摇而上。

城市家长还面临照顾自己年迈父母的负担。在养老金有限、晚年在退休社区养老人数很少的中国,这绝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大多中国老人期待他们的成年子女照顾他们。

1979至2016年实行的一胎政策在城市地区执行较严,因此大多数年轻的城市父母是独生子女。

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分担负担,夫妻除了抚养自己的孩子外,有可能还需要在未来一二十年内照顾四个年迈的父母。再增加两个孩子将使夫妻双方的抚养/赡养对象人从5人增加到7人。

相比而言,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较高,抚养子女的成本较低。住房更便宜,而上学机会较少的事实意味着家长们可以少担心教育成本。中国农村育龄人口也更有可能拥有兄弟姐妹,他们可以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

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家庭在没有其他改变的情况下生育三个孩子,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甚至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除非降低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否则城市人口不太可能会要更多的孩子,因此提高的将只是农村生育率。而如果不改善农村卫生和教育,增加的将是非熟练劳动人口的规模和份额。

非熟练工人比例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对于中国突破技术创新前沿、超越中等收入地位无济于事。虽然改善农村地区的学校和公共卫生比较容易(尽管费用昂贵),但为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很难。而没有就业,年轻人将无法帮助支持老龄化人口。

需要补贴住房教育

中国决策者认识到其中一些问题。除了提高生育限额外,他们还承认需要降低住房成本和提供教育补贴。但这些方案仍然含糊不清,因为实际上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中国决策者需要注意中国人口趋势与城乡差距的经济影响,并小心避免使难题变得更糟。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反应

 

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