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南洋商报》连续二天，周一、周二封面重点报道韩国与中国人口萎缩问题。

全球化时代，更重视经济，人口萎缩影响不只是国家，乃至全球生产链。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下降，当来到一小群年轻人需要养一大群老年人时，其后果和压力，绝对是灾难性的不可思议。

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逐渐减少，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力群体萎缩，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却大幅上升到不可负荷时，一个国家的养老金体系甚至会因此而崩溃，乃至国家经济体系形成骨牌效应，一倒全倒。

韩国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韩国居民登记人口5182.9万人，2020年全年死亡人数30万7764人，同比增长3.1%；新生儿人数27万5815，同比减少10.65%，创下历史最低值。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死亡人数高于新生儿数的“死亡交叉”的现象。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三胎政策。

这并不偶然，全球人口下降与老龄化问题，近代已有迹可寻，是各国重中之重，包括欧洲的德国，甚至因为放宽移民政策，而导致国内意见分歧，总理默克尔及其政党与联盟受到重创。

显然，移民政策不能完全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当出生率来到断崖式的下降趋势时。

自18世纪末，英国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著作《人口论》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长期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

近代，福利体系将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退休体系的深重影响，更让全球议论不休。

中韩并非唯一面临人口结构转变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全球人口正处下降趋势，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已从上世纪60年代的大约5个下降到2018年的大约2.4个。

即使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该地区的生育率也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名妇女约6.8个子女降至2018年的约4.6个。

洛杉矶的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经济学家成元顺说：“随着人口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维持经济增速至关重要。”

科技成为了对策，而不是大量移民；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化农场，都是政府科技议程的一部分。

但这只能对先进和发达国家而言，在大马却演变成，农业严缺人手下，外劳要求百元日薪的严重地步。

疫情让大马的GDP预测一调再调，从6.0%至7.5%下降至国行最新预测的6%，而穆迪更是进一步下调至5.6%。

未来如果未能解决人口老化问题，大马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和后果？或许不比今天疫情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