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美政客信足亨廷顿预言/谢诗坚博士

当美国从英国的手中取得独立时(1776年),正值中国进入清朝的乾隆年代(1736-1796);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就在1784年派船进入中国从事贸易活动。

美国于1844年与清廷签下第一个贸易条约,称为“中美望厦条约”(因签约地点在澳门的望厦村)。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1856-1860),清廷又与美国签署“中美天津条约”,进一步确定美国在中国领土享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权力。

1900年,因义和团发起排外运动引发八国联军(包括美国)联手攻打中国的天津和北京。清廷战败后,又签署了“辛丑条约”,内中规定中国须赔偿4亿5000两(以人口每人一两来计算),分39年摊还。

尽管事后美国一直承认中华民国,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拒绝承认。

中国在1950年全面介入朝鲜战争,虽然中朝死伤人数众多,但美军最终在1953年与中朝方签署停战协议。

在韩战结束后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成为国际大新闻,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不被美国承认,甚至连外交官也没有风度。

利用中国克制苏联

但转入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不可置信地看到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因为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克制苏联产生的威胁,在1971年让联合国大会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取代中华民国。

过了几个月,也即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逊在其顾问基辛格的陪同下,历史性地访问北京,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戏上演了,主角是美国和中国。它们不但将中美关系转回正轨,而且也影响许多亲西方国家“排队”与中国建交。这为仍沉浸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送来温暖,大大地激发群众也希望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自从特朗普于2018年初入主白宫后,整个中美关系又再一次被颠覆和否定。这位极右翼的政客(半路出家)用尽一切语言挑衅和侮辱中国政府。

在他眼里,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国给予的,他不止一次指责历任总统怂恿和不阻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才有了30年后(1978-2008)中国焕然一新的面貌。

这对“永远是老大”的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过去它不能允许苏联骑在头上,今天也绝不同意中国从中崛起,与美国平起平坐。

大中华成政治现实

从特朗普到今日的拜登,他们之所以高举反中反华的旗帜,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政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预言和其评论是正确的。

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1993年发表而在1996年编辑成书)这样说:“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因苏联解体于1990年,美苏冷战结束),中国确定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这是指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脆弱的国家)。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这似是而非的论述纯粹从民粹主义看问题,而未客观论证。海外四五千万华人绝大多数已有归属国,并不是第五纵队,也未对世界造成伤害。因此,亨廷顿的观点是具有夸大性,也有待商榷的。

不幸的是,美国的政党和政客循着这一条轨迹对中国展开史无前例的全面性攻击,也借此向美国人传播“中国威胁论”。但威胁从何而来?美国政界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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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亨廷顿预言中美关系 系统对抗思想来源

报道:黄杰

哈佛教授亨廷顿的巨著《文明冲突论》说,如果中国未能民主化,美国需在东亚形成与其对抗的阵营,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去年11月旧金山“习拜会”才刚过去6个月,拜登政府近日又以难以服众的“产能过剩论”对中国“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太阳能)实施高达百分之百的关税战。

令人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如此出尔反尔,甚至为了“抗中”不惜牺牲阻碍总统拜登自己提出的“绿色新政”的电动车转型目标,美国的政策与思维理性何在?

遏制中国崛起最重要

美国从6年前开始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再到针对华为、TikTok的科技战,乃至针对“新三样”的新能源战,涵盖的都是当前中国有机会或已超越美国的领域,美国的真正意图其实非常明显:不管在哪个领域、不管用什么借口、不管这些借口是否合理,只要能成功遏止中国和平崛起,就该是美国要推行的政策。

这种思维常被表述为中美之间的“系统对抗”(systemic rivalry),重点在于美国要“全方位”阻止中国在东亚形成单极秩序,背后是美国自冷战后一直致力维持的地缘政治秩序:世上不可存在独立于美国全球单极霸权的区域霸权。

“印太”区分中国主导亚洲

因此,美国的政策才会提出“印太”这个地缘政治的新说法,用于区别并分裂由中国主导的“亚洲”,通过小多边主义在亚洲形成中美对抗的对立势力范围。

这种思维模式源于影响美国政策极深的哈佛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亨廷顿(1927年-2008年,曾任卡特的白宫国安会安全规划协调员)的著作《文明冲突论》,书中针对“中国霸权”的文字很直接:“若中国继续在21世纪迅速发展……东亚政治将形成中美或中日之间的对抗,其余国家只能选边站或者不结盟。

经济发展过快民主化滞后

这段文字背后的潜台词,来自亨氏对学界影响最深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当中他批判说,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更指若经济发展过快,反而会让政治发展(民主化)滞后。

他在《文明冲突论》延伸这个论点说:在带有威权主义文化的社会中,更需警惕因经济发展过快而没能完成民主化的危机。在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分析中,其实也是假设了这个论点。

因此,亨氏对中国崛起以及东亚国际政治的“预言”就是:若中国在政治上未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并重新夺回其在东亚延续上百年区域的主导地位,就会形成与美国在全球推动的“民主化浪潮”目的相违背的对抗势力,东亚的国际政治因此将出现两股主导力量,而这将会决定了整个东亚政治的走向。这个解读,贯穿了同样是由亨氏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之中。

晚年认为中国民主化

东亚不会有对抗局面

有关亨廷顿以及其《文明冲突论》,相当多表述均联系到美国在“九一一恐袭”以后失败的中东政策,指亨氏认为冷战以后“文化将会成为决定国际政治走向的决定因素”。

因此,令美国人在受到了世纪恐袭之后,陷入了对回教世界的极端反弹,并打了两场几乎赔上了国家经济实力的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

不过,其实亨氏在晚年其中最后一次访问中也承认,对于中国崛起,他并不认为必定是围绕着“文化”而产生的冲突。

他反而更略带笑容地说,“中国今天也很美国化”,指他当时认为中国可能走上民主化之路,并因此不会在东亚出现对抗局面。

中情局地缘政治分析焦点

“区域研究”贴近现实

享寿81岁、已去世16年的亨氏,之所以在美国精英圈中影响巨大,并非因他提出了一套建基于“文化”的政治理论,而是他作为“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分析总非常贴近现实。

“区域研究”学科其实是美国中情局地缘政治分析在学院中的主要场域,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卡明斯在《冷战社会科学史》中对此有详细纪录。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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