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1年的深入，恢复疫情前常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至少在那些没有受到冠状病毒危险新变种的影响的国家是如此。

世界许多地区的高频经济指标正在加强，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忧正在让位于通胀，七国集团刚刚举行了一次面对面峰会。

互动因疫情转折

但全球经济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似乎因疫情而进一步出现负面转折。

我在2001年提出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词，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并被视为看好中国派。

1990年，我在瑞士银行公司工作时第一次访问北京，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感到兴奋。当我漫步在首都繁华的街头市场时，我惊讶于它现得多么正常。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会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吗？

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留在我脑海里，部分原因是国际宏观经济学家们对世界经济日益依赖美国消费的局面的日益绝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成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伊始，这些担忧就一直在加剧，当时我发现自己处于围绕广场协议（1985年）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的政策困境的中心。

全球经济替代引擎

当时，美国决策者渴望刺激其他发达国家（即德国和日本）的内需。在中国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把它看作是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找的全球替代引擎。

但刺激内需的目标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一个两难。

大部分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支出可能仍不到中国生产总值（GDP）的40%。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早年），投资支出和出口推动了中国主宰力的发展。中国温和的消费-GDP之比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比例约为70%，可能过高了。

就全球经济而言，其结果是中国的消费支出仅占美国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

消费还有巨大潜力

但其他几个要点值得注意。虽然中国消费支出仍然相对较低，但在过去20年中，中国消费支出已从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有所增加。

此外，这种边际增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大于美国消费的变化。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者的全球影响力有巨大的上升潜力。

放眼家庭收入翻倍

因此，中国消费需求继续增长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虽然中国的消费支出不可能达到GDP的70%，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增长到50%是一个完全合理和理想的目标。

如果中国GDP（按当前美元计算）到2030年能够赶上美国，那么50%的消费-GDP之比意味着全球消费支出增加4兆美元。

在最近一次审议中，中国领导人表达了未来15年家庭收入翻一番的愿望 ，这意味着实际（经通胀调整后的）GDP年均增长约4.5%。

鉴于中国劳动力老龄化，这个目标远比试图保持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的目标现实，也与中国经济与美国平起平坐大体一致。

但是，如果中国的消费-GDP之比不提高，我怀疑它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劳动力的规模和构成推动。由于劳动力已经停止增长，额外的经济增长必须来自生产率的提高。

须解决一重大矛盾

在这里，中国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矛盾。

通常，一个经济体生产率最高部门是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而制造业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是最容易的。但中国必须同时提升个人消费的作用，这通常意味着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怀疑中国决策者还没有充分考虑这一困境，也没有充分考虑它如何影响中国的其他国际挑战。

即使在冠病疫情爆发前，中国经济显然已经太大，政策制定者无法忽视其决策的全球影响。从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到中国学生留学西方大学的问题，都成为紧张的来源。

当然，国际社会也关注中国的人权记录，以及国内阻止冠病爆发出现疫情的失败。

软外交提高国际地位

归根结底，中国要想增加国内消费和生产率，就需要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软外交，尊重其他国家的偏好和愿望，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对抗的源头。

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的改变，中国将无法实现15年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让中国人民——以及我们其他人——的处境将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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