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报道：谢姈俏

随着1979年严格执行一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里，中国经济起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一个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年代，少儿抚养比例跟着迅速下降，抚养负担轻，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会上升，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年代，经济学界一般称之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奇迹功不可没。

但30年以后少儿会变大叔，当年的大叔就变老人，当人口老龄化加速而生育率又偏低的时候，人口红利会变成人口负担，因为劳动力供给开始不足，老年人抚养比例也开始上升。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第一次出现了下降。

2015年一胎政策走入历史，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效果不彰，2020年只有1200万个新生婴孩，那是1961年以来最低，中国马上宣布全面施行三胎政策。

驻在上海，澳新银行研究资深中国研究策略师邢兆鹏日前接受《BFM财今》访问，评论中国生育率偏低的背后原因。

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

问：首先，您认同人口红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吗？

答：其实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于发挥了劳动力比较充裕的优势。人口红利恰恰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来源。过去40年，中国通过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的这种产业，积累了大量的发展资本，才有了中国今天的经济。

问：中国未富先老的这种状况真的会让中国出现“日本化”的现象，拖中国经济后腿？

答：若是中国经济未富先老之前，没有实现像日本那样的产业成功升级，在人口这一主要的生产要素贡献开始下降，而同时，资本、知识以及技术等不能取代劳动力，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时，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会比较严重。

日本在失落的20年之前，其产业的结构，还有主要的技术，基本上已经处在了十几年，但中国目前实际的情况，若中国未富先老之前，中国经济非常有可能随着人口回落，而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太晚开放二胎政策

问：您觉得为何之前的二胎政策产生不了效果？

答：总体上，二胎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虽然总体的出生人数是来到了1200万，是1961年以来的最低，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新出生的人口里，二孩的比例是非常高。2019年新出生人口当中，有57%是二胎，这就意味着2019年，1500万的新出生人口，差不多900万是二胎，而一胎的比例是非常的低，只有600万。这就可以解释出生人口不断在下降，正是一胎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是二胎。相反地，二胎对于中国在减缓人口下降方面，是功不可没。

问题出在于一胎出生率为什么会下降。

中国在2000年出生人口人数是2000万左右，而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一胎，因为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是相当严格的。到了今天，相当于是20年的时间，一胎的出生人数下降了1500万，会有大幅度下降，两个原因，一是人口结构，即2019年生育黄金年龄25岁到30岁的人口占比，比2000年减少了1500万人，进而减少了婴儿的出生。而它背后隐含的是中国太晚开放二胎政策。

另一个是单身人口增加。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单身成年人口超过2.4亿。大体上，对应中国目前的婚龄与育龄人口当中，有三分之一都是没有结婚的。所以，单身率这么高，就没有一胎。

房价高涨压抑生育意愿

问：是什么文化、政策等因素促使让本来是适婚年龄的人们选择单身，而就算是结婚了，也都选择不生育？

答：背后原因是房价，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结婚先买房，但是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比如北京是超过100倍的，然后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都是超过100倍。即使是很多三线城市，也是超过50倍。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要结婚，先买房，这就是一个阻拦因素。

80年代后，普遍是421的这种家庭结构，即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他们的家庭结构，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2人。这样的结构对于中间层，上有老，下有小，是巨大的成本。

还有经济成本。中国目前还是没有鼓励生育的财政政策，所以生育孩子绝大数成本还是在家庭身上。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基本的测算，就是按照国家2020年的物价水平，一个小孩在北京长大，从0岁到18岁，成本是500万人民币（约325万令吉）。这比数目对绝大多数人来讲，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成本，因为他们无法在这18年都挣到500万人民币。

另一个是时间成本。中国的公立学校是下午3时30分放学的，因为大家都要上班，所以没有人去接小孩。所以，如果要生小孩的话，你就要下午3时30分请假去接孩子。目前的政策，对大家的生育意愿，是非常不友好。

问：按逻辑推理，乡镇的生育率更有可能因三胎政策的诱因而提高。但问题来了，乡镇教育水平远低于城市，再加上户口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均衡作用，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低薪、不充分就业、失业的问题可能就会大量集中在乡镇，形成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均等的状态。您会担忧这样的可能性吗？

答：总体上，我是不太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在去年全面放开了北京，上海和广东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其他地方户口政策已经全面放开。下一步就是把户口所绑定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均向所有人口进行开放，所以在户籍制度来讲，它目前不是主要的障碍了。

而且，我觉得还是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是以一个快的速度在增加，所以过去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每10年提高15%，到了2020年的话，差不多是64%。而到了2030年，可能到80%，这跟日本、韩国、西方的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种快速的城镇化率的驱动之下，中国的城镇整体经济，我觉得会逆转，未来的话，中国的乡镇有可能会比较宜居，无论是教育、产业、医疗这些方面的配套，完全可能超过城市。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不充分就业、低薪或失业的问题，我觉得在人口密集的这些大城市，反而有可能会出现，因为这些城市，地方财政是巨大的问题，是不能够支持的。

相反地，乡村由于总体人口是下降的，会变得更加宜居。所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话，更要关注不要出现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城市的中心，有这种贫民窟的存在。中国政府在下一个15年，2035年提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因在2020年之前是全面小康，而这在今年7月1日，已经宣布基本实现。

共同富裕就是消除隐藏的城乡差距、消除阶层方面的差异。

产能自动化带来劳力互补

问：三胎政策和在中国推动得如火如荼的产能自动化的最终目的都一样，就是要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双双达标，那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引来灾难性的后果：对劳动力需求因产能自动化而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劳动力参与因生育率提高而大幅度增加，那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薪金偏低。您怎么看？

答：这个需要以动态来看，静态地来看，可能会出现人口增长、劳动力增长，同时存在机器取代人的现象，可能是一个冲突，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不是冲突，而是补充。

对于中国来讲，目前，这种大规模产业升级，包括大量的机器人，它不仅是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从这个疫情之后，由于这种出口非常火爆，所以整个制造业的产能是一直非常紧张，让整个广东福建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招工难”。基本上不是老板去挑员工，而是员工去挑老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工厂的业主，就会希望实现产能自动化，更多地采用机器来替代员工，这基本上是对于目前招工难的反应。当然，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互相补充，而不是一个互相冲突。这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自动化，会创造新的产业、新的岗位。

问：如果要您提议可以改善三胎政策现有的执行策略，您会建议哪一些？

答：到目前为止，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够。首先，我建议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也就是无论是二孩、三孩，限制首先要取消掉，因为这代表中国全面反思与修正自己的生育政策。

其次，我们是改变不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就是生育意愿最强的25岁到30岁的这一批人，它在这人群中的占比是一直下降的。那他们的下降必然会带来人数的下降。那就要尽可能地解决单身地问题。在这方面，政府可考虑参阅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以优惠价格提供住房给要结婚有住房需求的单身人群。

第三点，政府需要大量地承担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即养育孩子需要500万人民币。

最后还是时间成本，而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部已做了很大的改变，要求学校必须提供下午3时30分放学以后的托管服务，更好地匹配家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全社会也需要提供这种幼儿园、幼儿娱乐、教育这些方面服务。

所以在整体上来讲，觉得这个制度的设计会是一个比较难，也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中国政府到底会怎么推出这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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