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中国政府颁令不许补习机构营利、融资或上市。

目的是减轻家长和儿童的压力，以免他们被生怕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落后于人的情绪所裹挟。官员们希望，随着时间推移，更公平的制度将鼓励夫妻多生孩子、增加人口。

这些都是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但政府误解了问题所在。补习班之所以盛行，说到底还是因为教育体系缺乏资源来满足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这项禁令很可能会迫使这个产业转到地下——富裕的父母将有能力聘请家教。而对未来感到焦虑的中产阶级家长将不再能够负担得起补习——他们眼中的将提高子女成功几率的少数几项服务之一。

在1990年代，中国政府判断其需要扩大高等教育覆盖人群。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中国大力投资发展新高校并取得了看似惊人的成绩：从1998年到2018年，中国大学生的数量从340万增至2830万。问题在于这些新校的质量有云泥之别。

寄望养儿防老

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如今几乎可以肯定将谋得高薪职位。末流大学的毕业生求职艰难。这种差距在中国父母看来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高养老金，只能寄望于自己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年迈时赚得够多、能给予支持。

更糟糕的是，政府通过高考来管理高校入学，这是一项竞争激烈且影响终身的考试。

其本意在于选拔精英，但成功往往取决于不受学生控制的因素。例如，顶尖大学通常会给北京和上海的居民更多入学名额，因此更偏远地区的学生必须取得更高的分数——而这些地区的资源，比如说教师，本就有限。

可以理解，多数家长期望学校教到高考为止，他们也确实如此。六岁孩子在教室里练习标准化考试技能的场景一点都不罕见。但是，当一个考试能决定一个学生和一个家庭的未来命运时，仅仅相信有缺陷的学校系统是不够的。

因此，一个活跃的培训和补习班网络崛起，培育出一个价值约1000亿美元（约4221亿令吉）的行业。最近一项调查发现，92%的中国父母给孩子报了课外班，每年花费超过1500美元（约6331令吉）。

这是一个几乎完全寄生在焦虑情绪上的行业，这也是许多父母对政府实际上的禁令感到高兴的原因之一。

他们松的这口气持续不了太久。我认识一位在美国的老师，他在网上给中国内地学生上英语课，时薪超过45美元（约190令吉）。

加剧教育黑市

随着中国政府继续整顿，她和同行的收费将上涨。由于无法获得合法的补习，而且很难支付更高的价格，中国不那么富裕的家庭有可能进一步掉队，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压力。

想要一窥未来，可以看看韩国。在1970年代，韩国中产阶级的焦虑情绪也引发了民营补习行业的快速增长。

1980年，全斗焕的专制政府禁止了这种做法。几乎是立刻，一个欣欣向荣的黑市出现，政府被迫改弦更张。

到1996年，韩国家长每年把250亿美元（约1055亿令吉）花在私立学校上，超过了国家教育预算。

与此同时，传统的学校体系仍然是"臭名昭著"的竞争激烈——包括“成败在此一举”的大学入学考试，被比作“虐童”。

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改革，家长们会继续感觉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去补习。

如果中国走上类似的轨道——而且看起来很有可能，那么其减少焦虑和不平等的目标几乎肯定无法达成。

幸运的是，有更好的方法。政府应该采取这类措施：给收入微薄的农村教师涨薪、加大努力弱化考试重要性、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学费补贴，以及改革课程以减少死记硬背的内容、更注重批判性思维以及有市场需求的技能，而不是禁止补习。 

当然，这样的改革不会消灭补习需求，但可能会动摇许多中国人的信念，即他们的孩子没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对于一个迫切希望提高生育率的政府来说，这将是证明其变得支持家庭的方式。

来源：彭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