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从来便是展开的，史前考古的种种发现早就已经证明远古人类的足迹，并没有如今人所想象般封闭。因此，对于世界的认识，古人并不见得就比我们保守。由于这一百多年来的积贫积弱，东方世界的目光，无疑是越来越狭隘。处处所见所思，不过就是西方，似乎一整个世界就只有西方。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其实相较于先辈更加显得闭锁，只知其一，却不知道一以外更丰富多元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避免不了和别人共犯一个错误。因此，当罗素在叙述尼采的时候，不禁感叹道：“假如他的思想只是一种疾病的症候，这疾病在现代世界里一定流行得很。”

尼采作为影响世界极深的哲学家，他的学说以及理论需要受到当今世界的检视，这是毋庸讳言的。比如尼采认为，同情心是一种必须抵制的弱点，这种以哲学之美名为包装的论述，实在没有表示支持的必要。更何况，尼采本身就是喜欢无情、战争以及贵族的高傲的这样一位哲学家。尼采说过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话，或许应该就是这一句：“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这种极其粗鄙的理论，自然并不自尼采发其端。追根溯源，好战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以及斯巴达。

西哲肯定嗜血好战

斯巴达的好战是著名的，因此作为斯巴达的公民，他们一出生就受战争的训练，而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然而，对于哲学殿堂的古希腊而言，斯巴达竟然是希腊人尽皆向往的国度，并视斯巴达为充满严肃、纯朴之美的殿堂。因此，柏拉图明确表示过：教育里的一切内容都应该使青年人愿意效死沙场。他甚至主张“男孩子们长成以前应该看看战争”。在这种主张之下，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进一步主张统治者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可做，并且永远需要一个领袖。片面强调战争的结果是，亚里斯多德确认说：“对于那些虽然天生应该受统治却不肯屈服的人而发动战争，那样的战争总是正义的；每一场战争里的胜利者都是对的，被征服都是错的。”

作为西方哲学圣哲的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偏激的理论一经提出，此后便越发不可收拾。像马基雅弗利就主张，伪善是可以让人取得成功的，制度反而会使成功的程度大大缩小。在古代中国，士人们极力引导帝王走在正道上，但是西哲往往并不如此。像马基雅弗利就认为：作邦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像狮子。基于这样的一个传统，黑格尔不免要主张：国家的目的不单是维持公民的生命财产，而这事实便构成战争的道德依据。将道德与战争画上等线，无疑是更可怕的所谓理论。

发动战争者是英雄

对西方影响巨大的黑格尔，酷嗜战争，他还说过如下的内容：不时发生战争是好事、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此，黑格尔认为发动战争的人是英雄，这样的人可能违反平常的道德律，但是也并不为过。从哲学的高度肯定战争，哲学的光环早该褪去。为了强调战争的必要性，黑格尔也只能这么说：“战争不全然是罪恶，不是我们应当尽力废止的事情。”

文化背景自然深深影响一个人，那个因为写了《契约论》而被颂赞的卢梭，不免也和斯巴达人一样，将战争中的胜利看成是价值的标准。于是可以明确的是，在西方的视野中，战争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价值，是利益。

如果再继续罗列的话，还可以引述斯宾格勒的这一段话：“只允许在胜利和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曾经被热捧的达尔文学说，如果理性看待，所谓的物竞天择，其实当中并没有不许耍卑鄙手段的规则。因此，罗素在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中这么叙述科学：科学的实际重要性，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到的；伽利略和雷奥纳都自称会改良大炮和筑城术，因此获得了政府的职务……居领导地位的那些人在某种限度内能够随心所欲左右科学技术的方向。而这一切令人胆颤的所谓哲学，导源于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

时至今日，全世界蛰伏着种种的危机。此中最容易让世界瞬间毁灭的无疑就是战争。人类如果还希望代代相传，对未来总是充满憧憬，那么西方好战的传统，必须获得人们的极大关注及重视。发动战争的容易被看见；鼓动、煽动战争，并悄悄从中谋取暴利的，却往往逍遥法外。未能看见事实，事实自然会朝人们希冀的反方向挺进。

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梅里（Robert W.Merry）在《斯宾格勒的不祥预言》一文中以为：美国的世界角色是用西方形象重塑其它的社会和文化，其中如果包括嗜血好战，这无疑是极不祥的预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