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东姑扎夫鲁（下）

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升高，而财政部税收收入也因经济复苏不如预期而仍有待复原，财政预算案在兼顾推动短期经济增长和催化长期经济转型，并扩大财政包容性之余，更需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就这点而言，2022年预算案所面对的两难，无疑是比过往任何一年都要来复杂。

我们当然可以针对不同经济部门和社会保障的拨款和税务奖掖，开一张各自想要的清单。

企业和商业团体会游说降低公司税、延续工资和招聘津贴、提供更多的税务回扣和商业投资奖掖，甚至是低息免抵押贷款。

福利机构则会倡议预算案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让更多弱势群体得到该有的援助，而个人和家庭大概只能冀望另一轮的现金援助和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但如果我是财政部长，除了清单，我想为预算案讨论和制定注入三个不同的认知。

资源有限

第一，由于资源有限，每一项财政政策都必然会有机会成本。我们总不能在一边要求政府减税并给予更多人更多的援助之余，一边惋叹政府为何允许公共债务不断攀升。

要想增加现金援助和工资津贴，那么在我们察觉或不察觉的情况下，其他开支必然已被腰斩。关键是，何种的经济效益更大、机会成本更高？

有些政策是自筹资金的，有些则不然。举个例子，津贴企业招聘员工是自筹资金的，尤其是高薪的专业人员，因为招聘津贴开销可被随后所征的所得税抵消，财政可持续性因此不会恶化。

相反的，在经济重开以后要是继续工资津贴，由于所津贴的工资都低于征税门槛，它不仅不会对未来所得税做出贡献，工资津贴还可能让不具竞争力公司续命，置新开公司于不利之地，从而扭曲人力资源的分配。

类似的考量一直都缺席于预算案的讨论，而这点实在是有必要改变。

减少人为因素

第二，财政政策应该少点人为因素和随机。为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固然是好，但那是杯水车薪，发放时间点也往往搭不上燃眉的那一刻，更何况数百万的非正规和零工经济员工，都被正规福利保障体系排除在外。

那要如何让预算案多点机动和包容性？完善化所得税的累进机制。如果之前月收入5000以上的国民，得每个月自动缴税，那低于5000的群体也应该自动得到所得津贴，收入离征税门槛越低者的所得津贴比例越高。

这么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鼓励更多于非正规经济就业的国民向内陆税收局登记，从而扩大未来的税基。

不是两座孤岛

第三点就是把税收收入和公共开销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两座孤岛。

如果我们要回归间接税制，它应该同时和福利制度改革透明地挂钩。没人喜欢消费税，因为消费税税收越高，老百姓只会越是感觉制度的不公。

但如果消费税和国民的福利直接挂钩，消费税也能符合税务公义。

试想想，高于原定税收目标的消费税，将以“全民红利”或者所得税回扣的方式，完全回退给每一个家庭，低收入家庭将是消费税的最大受益方、对于税制改革的抵制也将降到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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