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经济逐渐摆脱疫情冲击，相比发达国家，通胀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将更棘手。

这一问题同时也揭示了引发通胀因素的本质，凸显出低收入国家无力应对通胀这一现实。

通胀冲击和国家的不堪一击，或将严重危及一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首先，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气候变化又会使得环境问题更加频繁，使形势愈发严峻。

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生产下降，价格上涨，供应链受到冲击，直接将货币政策制定者置于最为头痛的处境。

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等国家的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在马达加斯加，频发的干旱和饥荒又将非洲发展中国家的无力暴露无遗。

发展中国家同样容易面临金融冲击。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迟早会恢复正常，而依据过往经验，新兴市场和贫穷国家资本将量外流。

资本外流在贫穷经济体中将尤为突出，特别是当其发展援助有所削减时，情况更为严重。于是，这些国家落入政策上的两难境地，尤其将面临汇率的下行压力。

政策制定者既不能放任货币贬值，也无法抬高利率，因为前者或将助长通胀，后者又会影响一国发展和债务稳定。

以上两种通胀危机，都将是贫穷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一道坎儿。他们缺少可靠的、能够平稳通胀预期的相关经验和数据，也因此或将陷入恶性循环。

贪腐年损5.5兆

对于背负高额外币债务的国家，汇率下跌会带来货币错配这一致命问题，进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胀激增现象。同时，未能锚定通胀预期又会为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金融系统雪上加霜。

此外，汇率下跌后，通胀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支出转换政策旨在利用国内生产的、较为廉价的产品替代高价进口产品，但往往导致发展停滞以及顽固的高通胀问题。这损害了家庭购买力，也激化了贫困和社会动荡问题。

部分针对通胀的政策依然需要这些发展中国家来制定。可靠的财政政策能够稳定通胀期望，消除财政支配的风险。

虽然疫情当前，大力整顿财政并不合适，但抓紧控制腐败、减少泄漏，能够确保公共支出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并将效果最大化。

腐败问题每年导致发展中国家损失1.3兆美元（约5.5兆令吉），相当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四分之三的GDP。

经历疫情之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意识到解决公共支出滥用的问题有多么重要。

这将提供良好的财政环境，帮助贫穷家庭应对通胀危机，同时也能够为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但国际社会也能够帮助低收入国家避开通胀陷阱。针对这一问题，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重点仰仗外部资金。

因此，国际社会需要立刻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储备，以支持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帮助他们应对通胀风险。

虽然目前看来，通胀压力仍在掌控之中，但通胀风险将以非线性的形式出现在各个发展中国家。

SDR助穷国纾困

例如，国际储备的消耗殆尽可能使得一国货币迅速贬值。这可能导致通胀现象呈螺旋之势发酵，特别是当一国政府无法可靠地锚定通胀预期，问题将更加严重。

不断激化的通胀问题，加上不断恶化的发展和就业形势，发展中经济体将会陷入社会政治动荡的局面，正如突尼斯、南非、尼日利亚以及塞内加尔现在所经历的那样。

如今疫情当下，如此动荡局势带来的额外负担是世界经济绝不希望承受的压力。

万幸，世界货币基金（IMF）发行的价值6500万美元（约2.73亿令吉）的特别提款权（SDR）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虽然SDR愈发甚至已经被视作一种发展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储备资产，能够有效抵御通胀的威胁。

我们需保证新一轮SDR能从发达国家更多的转向发展中国家，如此一来，贫穷国家的国际储备将有所保障，几十亿人口也将免受通胀风险侵害，而政府和私营部门也将有更多余地来恢复经济，消除贫困。

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在经受疫情的折磨，但在疫情结束之前，货币政策制定者或许就已经需要解决潜在的通胀威胁，而现在开始或许还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