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梁艳明

香港foodpanda罢工潮未止，风波更延至台湾。疫情放缓，堂食逐步恢复，外卖员出现供过于求。这家全港最大的外卖平台总部在德国，客服在大马，这一波劳资纠纷如何拆解？

国际外卖平台foodpanda送递员于13日起在香港爆发一连两日罢工，要求资方回应削减服务费等问题，惟上周二劳资会面逾8个小时仍无结果。事实上，这并非foodpanda送递员第一次罢工，在去年9月同样发生过，抗议公司一再无理减薪及平台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foodpanda于2011年在德国柏林成立、2014年进驻香港，冠病疫情后凭借猛烈的广告攻势及折扣优惠吸引新客户，一跃成为现时香港最大的外卖平台（市占率约57%），力压同样在香港营运的外卖平台巨头英国Deliveroo、美国Uber Eats。

正在燃烧的foodpanda工潮有别于传统的劳资纠纷，除了外卖员与平台不存在僱佣关系，更涉及平台企业对工人及就业市场带来的新挑战。事实上，不论是外卖平台或是叫车服务，近年类似的冲突在其他国家及地区屡见不鲜，例如近年来中国外卖App巨头“美团”疑因剥削员工深受诟病。

据悉，现时foodpanda平台有超过一万名外卖配送员，全属自僱人士，多为在港工作的南亚裔。参与本次罢工行动的外卖员约300人，主要来自香港及南亚籍的步兵（步行送餐）、脚车手及摩托车手。他们不满公司今年1月起不断调低每张单的送餐服务费，平均减幅达10港元（约1.28美元），不同地区减幅不同。

以港岛的鲗鱼涌为例，步兵和摩托车手年初完成每张单，分别可获得29元和50元的服务费；6、7月减至27元及47元，本月更进一步削至24元和40元，累计跌幅分别达17.2%和20%。因此，公司改制后的薪酬架构让外卖员的收入大减，成为本次罢工运动的导火线。

除了无理减薪，罢工员工也剑指外卖平台的“拉直线距离”计薪方式。即是按每张订单的总距离计算，即接单地点到餐厅的距离，加上餐厅到顾客的距离。惟多名受访外卖员直斥这种计薪方式“不切实际”及不合理。

新算法系统被批不合理

在foodpanda任职步兵（步行送餐）的Kerry表示，在该计薪方式下，外卖员有超过一半的实际送餐距离都没有计算薪资，运送订单所花费的时间与收入不成比例。“有障碍物需兜大圈、山脚送至山顶等因素都没纳入考虑，我试过6小时内走了4万多步！”她反问，为何公司在疫情之下赚到盆满钵满，却又减人工、加上多种行政措施，令外卖员的劳力得不到合理回报？

在上周二谈判会上，foodpanda承诺会跟进地图问题，但因技术问题，香港分部需要向德国总部谘询，因此要到周四才可给予员工完整回应。

对于外卖平台派送系统的混乱，同在foodpanda任职步兵的Wilson也深有同感。他以前是一位文员，因疫情期间失业而转战foodpanda。他在中环步行送外卖，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单能赚32元，月收入约为1万5000港元。但在公司颁布新政后，他的收入已减至1万2000港元。

据他透露，foodpanda会依照距离外卖员与餐厅的远近派发订单，工资按每张订单计价，但公司新机制之下，若出现同一栋大厦派送多张订单，工资会相应减少，约每单减少5元左右。他认为此举非常不合理。

外卖员除了深陷平台算法囹圄，还需跟顾客“斗智斗勇”。据了解，由于外卖运费是依据距离而定，部分精明的香港消费者会把点餐住址填写为餐厅附近，经过平台推算后能获得更低的外卖运费，而选择在备注一栏再附上自己真实的送餐地址。

客服在大马积怨难申

因疫情失业而转战foodpanda的Wilson对此感到无奈，他表示：“Deliveroo的送餐地址超过原定的500米以外可以申请赔偿，但是foodpanda不但不会补钱，如果拒绝派送还会被停机30分钟，期间不允许接单。”

但他也承认，比起其他外卖平台，foodpanda的设计也有可取之处。例如，在Deliveroo平台上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只要上一级（摩托车/脚车）没人接单，步兵只能别无选择“硬食”超远单，例如，从位于山下的中环送至山顶道，拒单就会扣接单率。而外卖员的接单率不足八成就没有额外的三成金额奖励。

罢工发言人郑先生表示，不少外卖员曾就以上种种平台衍生的技术问题向公司的客服人员投诉，惟foodpanda的客服设在马来西亚，大家“积怨已久”：“这次终于减人工减到我们的底线所不能接受，我们终于爆发了！”

一家德国公司，为何把客服中心设立在马来西亚？说起大马华人，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对他们多元化语言力印象深刻，似乎随便一个人都能说3种以上的语言。除了华语、英语、马来语之外，他们还能用广东话、闽南话、潮州话，甚至是海南话等方言与人交流。

原因在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族大多是下南洋时期因生活所迫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中国人。据马来西亚2018年人口资料显示，大马华人共668万，佔全国人口20.64%。

许多出生在华人家庭的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就处于讲中文的环境之中，因此大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母语不是马来语及英语，而是华语。据悉，foodpanda客服在马来西亚，中文客服都是僱用当地懂中文的人，忙碌时段同时要服务几十个外送员，所以派单都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SOP）。

台湾短暂罢工支援

这次的工运风波更是蔓延至台湾。当香港foodpanda自13日发起连续两天罢工行动，台湾也有外卖速递员发起响应活动，号召所有伙伴于15日集体罢工十分钟，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在面簿社团“外送员的奇闻怪事”发文写道，“有了香港熊猫伙伴的抛砖引玉，我们台湾熊猫司机也不是吃素的”，呼吁所有外送响应罢工行动。

在台湾foodpanda任职外卖员的蔡先生表示，他听说香港熊猫在罢工，他特意加入社交群组表达支持：“我们也罢工过，没成功，反而还少钱了！”他指的是今年1月foodpanda在台湾推出薪资新制，等于变相减薪两成，引起员工不满。

恢复堂食外卖面临考验

事实上，香港的外卖App战场硝烟弥漫，除了熊猫（foodpanda）、袋鼠（De-liveroo）和U记（Uber Eats）三巨头之外，还有HKTV、Eatigo、E肚仔等新资本不断涌入。惟此类新经济电子平台打开市场的策略大都一致：前期烧钱卖广告，给予用户大力度优惠，高薪招兵买马。

随着香港疫情放缓，餐厅堂食逐步恢复，外卖兵团供过于求，各大外卖平台都有减薪压力，只不过foodpanda力度最大。作为平台型经济公司，公司难向用户及商户加价，唯有削减成本，凸显平台企业如何平衡三者利益的问题。

中国外卖App龙头“美团”亦面临严峻挑战，先是被批评剥削旗下数百万骑手的待遇，再遭用户质疑提高运费起步价后服务效率退步。平台型企业为用户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让人质疑其“烧钱”发展模式是否长远可行。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