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话、废话、全是废话。”年轻的气候活动家格雷塔·桑伯格这样描述今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即使当时此次大会仍尚未开始。

在某种程度上，她说得非常准确。

只要国际协议不存在检验和执行承诺的有效机制，会谈的价值就非常有限。

哪怕被视为阻止众所周知的世界末日的“最后机会”，像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样的聚会往往也缺乏可信度。

尽管如此，此类会议能有助于提高对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的认识，这至少好过过去几年所表现出来的否定姿态。

诚然，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最终协议似乎非常薄弱，考虑到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以下的目标现在几乎已无法实现。

“有增无减的煤电应用”将被逐步减少、而非“彻底淘汰，”这是在印度的坚持下（而且得到了中国的默许）所发生的关键性转变。

两大主要障碍

尽管“低效化石能源补贴”仍将被“逐步取消，”但其中所隐含的意思是“高效”化石燃料补贴仍然在考虑范围内。

但我们必须牢记，空谈没有价值。

考虑到印度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与其坚持宣布却根本无意遵守截止“本世纪中叶”实现零净排放的承诺，还不如将实现零净排放的时间推迟到2070年。

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实现世界既定的气候目标存在两大主要障碍。

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例如俄罗斯以天然气为战略工具，将欧洲分裂以法国为代表的核能过渡及德国为代表的天然气过渡集团。

更重要的是，美中两国间的大国竞争。

在这方面有个好消息：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似乎已促使世界两大主要污染国宣布将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如果双边军事紧张局势升级，我们会知道这是否仅仅是更多的“废话、废话、废话”而已）。

如何补偿欠发达国家弃用碳密集技术是造成分歧的第二大障碍。问题不仅仅在于由谁来买单，还在于提供融资的方式。发展援助的历史并不特别令人鼓舞。

碳定价有难度

而且，尽管众所周知，全球碳定价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方面极为必要，但真正落实这样的制度却非常困难。

绝大多数碳市场依然尚未发展。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近200个与会国批准了允许各国通过购买代表他国减排成就的抵扣碳积分来实现本国气候目标的协议。

这套制度更加清晰，但却有明显的操纵痕迹。

更糟的是，该制度允许各国结转自2013年来注册并按照京都议定书创建的碳信用分值，这可能导致碳排放市场供应泛滥，从而导致碳定价被人为压低。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协议还鼓励公私部门为促进绿色技术领域创新而动员更多气候融资。

在这方面，曲速行动是一个颇具前途的模式，美国公私合作为冠病疫苗的急速研发扫清了障碍。

金融行业需挺身而出

金融行业将发挥关键作用，促进从棕色向绿色技术领域实现资源转移。

资产管理人和金融中介机构可能从他们认为风险过大的肮脏资产中撤资，而这种做法纯粹是为维护其自身利益（由于气候变化影响或转型进程可能导致其被时代抛弃）。

此外，他们还可能在他人要求下撤资，要求撤资者拥有绿色偏好或更长远视角来内化气候问题。例如，大型养老金等常规所有者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正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

无论如何，就像由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任主席的格拉斯哥零净金融联盟等新计划所表明的那样，金融业现在正全力协调以便更紧密地与气候议程目标保持一致。

可持续融资要求更严格

由金融中介机构支持的自愿可持续融资要求会远比今天更严格已经是越来越明确的趋势。

绿色股东行动主义可能会强制暴露更多气候风险，甚至完全撤资；但很有可能需要在明确框架下强制披露以监管洗绿行为。

相关方向颇受欢迎的进展是全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

央行政策作用关键

最后，金融监管和央行政策也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而成功推动绿色经济。尤其是在2007~09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央行有义务确保金融稳定，因为气候变化构成系统性风险，他们不得不将其纳入到审慎的监管框架范围。

他们还需要营造更为透明的披露环境，从而促进气候风险定价的准确（虽然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

许多银行已经在实施气候压力测试，并对前瞻性过渡场景展开设计。

更能引发争议的是，央行应在何种程度上在资产采购计划中支持绿色资产（或惩罚棕色资产），以及资本要求应在多大程度上调整以适应可持续标准的问题。

棕色贷款是否应在衡量风险因素外进一步设置资本附加费（或者是否应给予绿色贷款一定的优惠）？如果碳定价合理，这样的规定毫无意义，但现在要想实现合理定价的目标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国际社会的气候目标现在仍雄心勃勃，特别是在一个以大国竞争为基本特色的社会。利益不同的各方开展团队合作的例子非常罕见。妥协是必要的，而“廉价的空谈”仅仅是朝共同行动计划迈出的第一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