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归来/巴里·艾肯格林
五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引起了轰动。他在书中指出,市场经济的财富集中是固有趋势。
皮凯蒂所指出的模式是,利率r要高于经济增长率g。在r>g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即资产阶级,能赚取超过经济总体增长率的回报。
皮凯蒂强调了财富不平等问题,并提供了言简意赅的解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很少有经济学家的著作能卖掉100万本。
今年早些时候,另一位法国经济学、即将卸任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佛·布兰查德发表了广受好评的演讲,他指出,发达经济体的举债能力要比通常认为的更强。
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利率要低于经济增长率。在r<g的情况下,债务-GDP比例,即衡量社会维持债务的能力的指标,分母增长将快于分子,只要预算接近平衡。
与此同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发表了一系列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证明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趋于下降已有整整二十年。
那么,我们有没有从皮凯蒂的r大于g的世界,来到了布兰查德的r<g的世界?如果是的话,他们的观点能协调吗?
答案是两可。皮凯蒂和布兰查德观点确实可以调和,因为他们讨论的是不同的利率。
布兰查德的重点是低风险政府债券利率,而皮凯蒂关注风险资本投资回报率。因为这两种利率之间存在大约五个百分点的风险溢价隔离,完全有可能,政府债券利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而资本回报率则高于经济增长率。
风险溢价为何如此之大颇令人费解。你必须假定消费者着实风险厌恶,才能保证风险溢价达到所观察到的程度。尽管如此,风险溢价的存在解释了皮凯蒂和布兰查德如何达到各自的结论。

安全积累国债
这对政策有什么影响?威廉姆斯的分析强调利率对于商业周期的现阶段低得反常,提醒人们在衰退期间降息几无空间。这一前景导致美联储全面评估其货币政策策略。
对皮凯蒂来说,源自巨大的风险溢价的财富不断集中意味着应该以权益和社会凝聚为出发点对富人增税。
对布兰查德来说,影响是政府可以安全地积累更多债务。
在基础设施需求紧迫的国家(比如美国),存在增加公共投资的空间。
类似地,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所提出的政府出资的学生贷款豁免是有意义的,因为当下的一代人能够大大减轻压力,而未来几代人只需要拿出更高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就能维持增加的公共负债。
尽管如此,公共债务对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体来说绝非免费的午餐。政府支出增加,就需要动用更多稀缺资源。其他支出,包括投资,就会被挤出,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萎靡。
减少依赖货币政策
但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呢?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威廉姆斯的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萨默斯认为,如若放任不管,目前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利率因远低于零。因为谷歌和面子书等二十一世纪企业只需要有限数量的有形资本,并且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一直在下降,因此让储蓄等于投资的“自然”利率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应该实际为负。
但名义利率无法被强制低于零。货币决策者似乎无法将利率提高到1-2%以上,以压制真实利率。
因此,投资需求总是低于储蓄,造成长期就业不足风险。
在这一情形中,增加赤字支出以补充私人支出不足的理由更加充分,因为生产性私人投资被挤出的风险较低。这并不意味着赤字可以无限扩大,因为总有一天,安全的政府债务也可能被重新评级为高风险,导致利率上升。
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引出了直观的结论: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依赖财政政策,更少依赖货币政策以实现稳定、平等的增长。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展望乐观/安邦智库

自2001年以来,中国逐步放宽了外资准入限制。长期以来,中国对境内机构借用中长期外债一直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
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制度框架可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的渐进式改革,并在入世后逐步构建双向开放体系。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持续推进,2015年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10.92%),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关键性突破。
随后,“债券通”(2017年)、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相继放宽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
不过,根据IMF的资本账户开放指数,中国在40项资本交易中仍有超过一半受到严格管制,其开放程度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部分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
截至2025年初,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股市总市值约90兆元人民币(约56兆令吉),吸引了全球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的关注。
投资者反应积极
此外,资本账户中诸多限制性政策(如资金汇出限额、外汇对冲工具不足)成为投资决策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世界投资者的观点因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而各异,但普遍围绕开放步伐、透明度和风险管理进行讨论。
许多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关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和日本养老投资基金(GPIF)等机构表示,若放宽资本账户限制,他们将更有信心将人民币债券和股票纳入长期投资组合。
这种需求不仅基于分散化考虑,也与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密切相关,部分国际投资者也对中国政府的开放承诺持乐观态度。
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反对或担忧的声音,主要涉及四个方面。首先是汇率波动与资本外流风险。部分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持谨慎态度,担心可能引发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外流。
其次是对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和细节常缺乏明确时间表,且监管措施(如外汇额度审批)可能突然收紧。例如,2023年央行曾暂停部分外资机构资金汇出,引发市场紧张情绪。
第三是地缘政治与制裁风险。中美博弈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特朗普第二任期时重启贸易战和金融制裁,使中国资产面临严重外部压力。
第四是金融市场成熟度问题。部分投资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成熟,难以应对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带来的冲击。
建议渐进式开放
针对上述问题,世界投资者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是采取渐进式开放。多数机构(如IMF、摩根大通)建议中国应采用“先易后难”的策略,优先放宽债券市场和长期投资的限制,再逐步过渡到短期资本流动。
其次是加强对冲工具的建设。国际投资者普遍呼吁扩大外汇掉期和期货市场规模,以提升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目前,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衍生品交易量仍远逊于美元市场。
第三是提升政策透明度。外资期望中国能提供更明确的政策路线图,避免临时性干预,同时明确资本汇出规则和税收政策。第四是加强监管协调。借鉴新加坡和韩国的经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框架,以增强市场信心。
对中国而言,如何平衡开放与稳定至关重要。渐进式改革、完善对冲机制以及提高透明度均有助于赢得投资者信任。未来,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议题仍会成为国际投资界关注的焦点。
安邦智库(ANBOUND)创建于1993年,是一家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
欢迎读者对本文提出反馈意见 newsletter@anbou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