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新的一年 中美危机不减/谢诗坚博士

刚刚送走忐忑不安的2021年,我们又迎来了充满危机的2022年。

我最近应创业促进会之邀作了一场专题演讲:《中美若开战,结局如何?》。但言之不尽,在此做个重要的补充。

我先引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在2020年11月份发表的一篇由克里斯托弗莱思(Christopher Layne)撰写的《中美会再打一场大国争霸战吗?美煤:可能性越来越大》的评论文章。

经济脱钩两国交恶

这位历史学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当年德国与英国之间本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后来双方开始经济脱钩,而导致英德的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竟是如此的相似。

在一战前,德国科学技术和海军力量已威胁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前者所实施的政策基本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对立。因此,当战争爆发时(1914-1918),英国就将这场战争形容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

作者说,德国建立强大的海军和拓展海外殖民地是希望获得国际地位,不是要挑战英国(联合王国)的地位。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莱伦(Margaret Macmillan)的结论是:这场战争是一个感到自己优势正在消失的主要全球大国与一个正在崛起中的挑战者发生了冲突。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近因起于匈奥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枪杀而引发,但在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1815-1898)所打造的基础下,德国走向工业强国,和英国对立而在后来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2012年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梅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时报》针对中美潜在的冲突文章中这样说:“在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传世。他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增长心生恐惧。”

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艾利森用这一理论和观点出版了《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进一步阐述中美目前正处在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还引用哈佛的另一项研究证明人类在1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共有16次是新兴强国与既有强国爆发的冲突,其中12次引发战争,证诸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

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家有意取代现有主导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后人也就将此历史事件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也适用于近代的战争(如一战中的英国和德国之较量)。

克里斯托弗·莱恩补充说:就今日来讲,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仍有最后的避让机会,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涉及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上做出真正的妥协,并承诺不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他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不能让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妨碍它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修好。

中国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访美时,也一再否认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他说,我们都应该避免陷入“陷阱”,因为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也没有这种行动的基因。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国的崛起及不称霸也不掠夺,相信在2050年后中美关系会出现缓和。”

在这里,我们也对林毅夫提出2050年后中美关系的和解是否意味着不会发生世界第三次大战?

如果说美国的“兰德”(Rand)(2016年)的报告曾预测中美开战可能发生在2025年。但时间太短,那是不太可能的。

另一份科幻学说是由北约(Nato)前最高指挥官史塔夫瑞迪斯(James Staridis)与另一位退役军官亚克曼(Elliot Ackerman)所著,书名是《2034年: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小说》(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作者认为中国在稳定香港及好整以暇应对外来突变下,在未来10年内不会出兵。因此2034年是符合中国前进的时间表。届时中国的军力及人工智能(AI)网络等能力已告成熟,足以应对外界挑战,也就对中美开战有所质疑。

另一本书是由中国和美国学者合撰的:《中国:2049年走向世界强国》。这是指到了这一年即离开现在只有28年,中国将进入建国100年而成为现代化先进国家,与在今年刚步入100年党庆的节日相互映辉。

这就与林毅夫说到了2050年,中美关系会和解也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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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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