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持续通胀迫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大幅提高利率，那么谁来清理必定产生的新兴市场金融乱局？

通常负责将各国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似乎对这项工作不太感兴趣。

该组织非但不愿接受其协助陷入困境的债务国自救的传统角色，反而一直试图化身为一个援助机构。

当然，做散财童子可比做守财奴更有趣，而且富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付出太少了。我一直主张要建立一个世界碳银行来向全球输送赠款和技术。

同理，为重组后的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以对抗各类疫情的理由也很有说服力。

就算在这个私人资本流动额远远大于官方贷款的世界上，传统的IMF项目依然可以在缓解和管理金融危机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但这种角色在冠病疫情期间就已经被放弃了，而想要重拾起来则殊不容易。

在危机的最初阶段发放不带多少附加条件的资金是合理的，但由于IMF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贷款机构，它最终要么把钱收回来，要么就自行破产。

IMF与阿根廷的紧张关系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后者在2018年获得了57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但IMF的附加条件却一反常态地薄弱，导致现在很难回款。

附加条款太宽松

在最近的一些案例中IMF的附加条款真是宽松得令人吃惊。

试问它真的应该向那些本身因为控制汇率引发了各种问题，却连粮食都不愿进口去接济食不果腹的民众，从而导致那些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政府提供几乎无条件的贷款吗？

2020年时的尼日利亚就得到了这种待遇。

而在其他案例中，IMF在本应极其谨慎的监督评估中表现得格外慷慨，为那些债务相对GDP比率爆炸式增长的国家——这些国家只有在非常乐观的假设之下才能实现稳定——大开方便之门。

在此2021年加纳第四条款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IMF对巴西和南非等大型新兴市场国家甚至更为乐观，再次认定应对冠病疫情才是绝对首要任务，其他什么债务水平飙升，通胀上涨以及层出不穷的银行问题都可以容后再议。

这种放宽条件的做法是有意为之的。

在本次疫情期间IMF大规模地扩大了其快速融资工具的使用范围——这是一种不要求贷款国实施“全盘”调整项目的贷款机制（而且实际上只需要很少的条件或根本不需要）。

更明显的是，它已经说服其成员国批准紧急发行总额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IMF的储备资产），而这也基本上也是无条件的。

特别提款权基本上是对每一个基金组织成员国的直接援助，就连俄罗斯和伊朗也是受益者。

但在该工具错综复杂的架构设计下，发展中经济体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IMF世行都应改革

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应该改革IMF及其姊妹组织——世界银行——的金融架构，使其可以通过直接赠款的形式（而非贷款）来提供绝大部分资金。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倡导这样的改革，而这一想法最近也开始得到认真的关注。

因为IMF目前是一个循环基金的架构，如果它真像某些非政府组织一直要求的那样一笔勾销所有贷款，那么该组织将很快枯竭。

唯一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的方法就是发达经济体同意向这口井里注水，但它们似乎又不愿意这么做。

一个关键的条件，应该是IMF的资金不能仅用于偿还私人债权人。

学者们已经清楚地查明这种情况曾经在1980年代发生过，同时在近期也曾出现。

参照私人市场利率放贷的中国国有银行如今也是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应该想办法确保IMF的贷款不会被用来偿还中国的贷款。

处境与美联储相似

一个善意的IMF和一个如今想推动更大程度平等的善意美联储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直认为通胀急剧上升只是暂时性的美联储当前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除非它在明年充分收紧货币政策（此举的风险要比官方言论所承认的大得多），否则通胀可能会变得很严重；但如果收得太快的话又会出现经济衰退。同时滞胀的可能性也是真实存在的。

而IMF同样需要在其核心监督职能方面进行调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悲惨境遇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同情，但基金组织不是世界银行——后者实际上是一个援助机构。

相反，IMF订立的那些强力条款对于建立金融稳定和确保其资源不会最终被用于资助资本外逃、偿还外国债权人或国内腐败至关重要。冠病疫情并未远去，而传统的IMF也不应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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