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1月，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升任槟州首席部长的林冠英以党秘书长的身分提出一个崭新的概念和立论，并将它视为新的政治论述，那就是“中道大马”，希望作为行动党今后斗争的指引。

在这之前，刘镇东与丘光耀博士有鉴于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替代阵线”也引发党内出现第三条道路的呐喊，以有别于巫统所主导的“第一条道路”（马哈迪当时说，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及伊斯兰党提出的“第二条道路”（否定世俗政权，强调政教合一）。因此 “第三条道路”不但是世俗和民主兼顾的，而且可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取得“占据中道”的优势，所谓“得中道者得天下”。这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铁律。

从那时起，“中道大马”成为其中一个标志，但未掀起轩然风波。

作为与林冠英、刘镇东及丘光耀相熟的朋友，我对他们的政治论述是有些不易消化的。因此得请教他们讲得更明白一些。

因为“中道”在我们所理解的理念中，既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也没有衬托出党的立场和路线。为何行动党的政治立场变成“中道”了？而这个中道不是从左还是右派中衍生出来的？

我且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政党的立场是黑白分明的，不是悬挂在半空中的浮云。

其一，在1966年获准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前身是属于1954年在新加坡注册的“人民行动党”，创党人是李光耀。他开宗明义阐明这是一个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与共产集团不同阵营。在60年代初党分裂后（分出另一个取名为社会主义党），就出现前者走非共社会主义路线，以有别于社阵所奉行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个新政党也被对方称为“亲共”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不曾将党的路线和意识形态改成“中道”或“中庸”（因为这不是党的路线，只能视为战略或策略）；同时民主行动党也不曾将其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成“中道”或“中庸”，它鼓吹的是“第三条道路”，不是“中道”。即在联盟/国阵（右）与社阵（左）杀出第三条道路。

其二，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行动党就易名为“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这个新政党在大选中取得13个国席及31个州议席的佳绩。

在70年代初期，林吉祥取代吴福源成为党秘书长后，范俊登就出任副秘书长（因林仍在内安令下被扣留，由范出任代秘书长）。

在1978年，范俊登从孟买发信给林吉祥，宣布退出民主行动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让林吉祥大吃一惊，即刻在他印就的第一本处女作《马来西亚的即时炸弹》一书中加印两页，阐述范俊登退党事件。由此可见，范是第一个被林吉祥非常重视且视为战友的“敌对”同志。

他们的冲突主要是范俊登不满林吉祥在世界社会党大会上反对马来西亚的内安令，却又支持新加坡的内安令，被视为是双重标准。

在当时，荷兰工党准备在大会上动议开除新加坡。后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选择自我退出而了事。虽然如此，范俊登与林吉祥的矛盾已到了白热化，导致范另领导社民党与行动党对着干，可惜范未有突破。直到1999年，范氏重回行动党再参加大选，却因物换星移，他再也不是当年如日冲天的“英雄人物”了。在选举未捷下，他终于离开政坛（2010年逝世）。这说明了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可以酿成国际大事。否则范无需与林断交一个长时间。反之，他们倒是可以用“中道”三两下子打发了。

须依附派系才成党成章

其实在任何国家，每个政党必然有其立场和指导思想。即所谓的“左派或右派”。保守的政党我们称之为右派，这也包括巫统、马华、国大党及当下的土团党和伊斯兰党，它们基本上都被划成右派的政党。

虽然在野的人民公正党、行动党及国家诚信党被划分成左派，但这些政党也非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出现了“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的名称。因此“左右”成了一个标志，不是“中道”成为鉴定党的立场的唯一标准。严格来说，“中道”是没有立场的，它必须依附一个派系才能成党成章的。

如果中道可以成为一个准绳，那么巫统、马华及国大党一旦声称它们已走中道之路，是不是已不再属右派而是朝野政党可以依据“中道”结合在一起了？这与纳吉的“一个大马”及依斯迈沙比里的“大马一家”不是同出一辙吗？就此来说，我们看到了“中道大马”落实了吗？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林吉祥似乎从来没有质疑行动党的原有政治立场，也未曾解读过所谓“中道”或“中庸”的大马是行动党的新指导思想。这也许劳烦刘镇东向林吉祥讨教，他到底对“中道”有什么看法？

我希望行动党能正本清源，赋予“中道”或“中庸”在政治上的真正意义，它到底是政治手段，还是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