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或陷2陷阱/Project Syndicate

当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战略时,西方经济学家们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因为在他们眼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格格不入。

但东方的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在发展型独裁统治下见证了东亚奇迹的韩国人——却对此满怀希望。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乐观似乎也是有道理的。

但正如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下一个阶段发展充满了挑战。

中国有可能陷入两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就会失去动力)和“修昔底德陷阱”(自感受到威胁的现任霸主和崛起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冲突)。

而正如我在关于中国的新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价值链正是连接这两个陷阱的一个关键变量。

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可怕的,泰国、土耳其和巴西就是其中几个例子。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难以构建足够的创新能力去使经济从低工资活动转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但中国已经准备好要避免这一陷阱。目前该国的研发支出相对GDP的比值已经接近2.5%,高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此推动下中国在2021年申请了28680项美国专利,位居日本(48405项)之后排名第三,其次是韩国(22120项)和德国(15334项)。而中国政府也已将继续发展本国创新能力列为首要任务。

除了创新之外,经济研究还发现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另外两个变量:世界级大型企业和过度不平等状况。

不平等仍严重

在前一个变量上中国也做得非常好。位列《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10家,飙升到2021年的135家,超过了美国的122家。

但不平等仍然是个严重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一项衡量不平等状况的常用指标,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接近0.42,高出韩国(0.30)许多。

中国收入最高那10%的人占据了40%以上的全国税前国民收入。

虽然中国的这些数字与美国大致持平,但它们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该国的不平等状况并致力于通过所谓共同繁荣来予以解决。

奋力强化创新能力

至于修昔底德陷阱,尽管美中两国目前尚未爆发常规战争,但却正处于紧张的竞争态势之中——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方面。

美国不想仰赖于由其不断崛起的挑战者牵头的价值链,因此对中国出口产品施加诸多关税和限制,还禁止许多中国企业获取半导体等关键技术。

虽然美国很可能无法实现与中国的全面经济脱钩,但却很可能在包括半导体、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做到这一点。这一前景促使中国更加奋力强化其创新能力。

而脱钩也扰乱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本应扩大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并促使中国尝试在当地采购更多中间产品。

许多行业——包括汽车、电池、风力涡轮机、无人机和手机,都采纳了“全中国制造”的理念。

无论如何,与美国部分脱钩都不会阻止中国崛起。去年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3.4%,在之前五年间这一比率每年都会上升2%。

照此速度中国将在2035年赶上美国。而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每年向美国水平靠拢约1%,去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27.7%。

这表明中国可以在2033年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0%,也就是高收入状态。

升级全球价值链

但中国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继续升级全球价值链和管理日益增长的内部风险的能力。

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尤其是疫情的影响),中国政府放宽了信贷条件,降低了利率并放松了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管控。

这增加了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助长了影子银行,也重新吹大了住房泡沫。

其中一些事态发展,尤其是不断上升的企业债务和不良贷款,让人想起了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韩国。

中国也正在努力管理这些风险——尤其是通过推迟金融自由化进程。

但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薄弱法治状况也带来了严重风险,因为这往往会加剧不平等并破坏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而韩国当年的民主化就在加强法治和遏制腐败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从而使该国能够达到高收入水平。

尽管有了“北京共识”,但中国还未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类似转型的体系。

虽然中国不一定要采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但它需要设计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这也可能构成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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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中国社会的“戾气”想象/黄贤鸿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体育中心11月11日晚间发生越野车撞人事件。在案件信息仍处于不甚明朗的处境下,中国民众普遍一直对这件事进行各种揣测、表达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在中国网络上,重点在官方的“离婚与财产分配”问题,紧贴各种肇事者私人生活进行揣摩;一些人则拍手叫好,因受害者中不少是因时常做出扰民举动而被贬称的中老年休闲活动团体“暴走团”,觉得他们被撞是活该;一些侧重在今年下半年来多起类似此案的犯者生活背景称,中国历来司法不彰,又碰经济下行,“随机伤人”、“报复社会”等暴力事件只会增多,呼吁健全社会保障与司法机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立场,有不同的关注点。

但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所有人都说:中国这几年来,戾气很重。

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无比关心这起事件,但中国政府早期却是忌惮无比。我们盘点事后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压制媒体操控舆论

即时压制媒体,尤其是非中国的外国媒体报道,直到习近平发话后才不压制;事后两天内不断删除民间社会就相关事件讨论的网络信息,尤其是剑指社会戾气、正义不彰或经济下行的内容;外交部对各国媒体就此案提问进行马马虎虎、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似乎有意的舆论操控手段,比如微博热搜本应存在此事的网络标签,却疑似被撤下,或被其他非社会议题的热点标签掩盖;官媒报纸几乎不见此事的深度追踪报道;有公安单位把前往事发地悼念者的鲜花没收……

中国公安尚未就珠海一案,包括此前的类似案例,公布完整调查结果,但全世界与中国社会有利益或关系牵扯者,多少皆因此案的严重性产生恐惧感。比如,日本驻中使馆担心再度发生深圳日本人学校随机伤人案那般的案件,因此提醒在中日本人勿在当地“引人注目”,避免因日本人身分惹来杀意。

我认为多数舆论对此事中肇事者的想象似乎过于狭隘。尚未有任何可靠调查结果前,我们仍可以假设,肇事者经济能力正常、此案并非随机伤害、对肇事者财产的司法审判并无不公……等等,而非主流,包括中国政府所设想,此案的发生,综合来说是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应该从此案的社会舆论注意到的是,无论什么身分与立场,驻地中国者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中国政府宣传那般“小康富裕”、“是世界上最安全、稳定的国家”,而是充满戾气、随时都要提防外人的社会——这不是外交部的一句“此次事件没有外国人伤亡”就可以应付的。

珠海撞人案敲警钟

这次案件是一个警钟:敲醒中国政府“只要没人说,就没发生过”的信息审查技术,恐怕没有办法应付公众的不安,甚至可能会加剧之。而顾虑“不报道就不会引起模仿效应”的想法,我只能说这是天真——假若此案真是“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本就怀有报复社会意识者,不需要此案的新闻报道来激发他的犯罪心理。一个可犯罪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心理状态,就足以促使一人突然想报复社会。哪怕中国政府不愿使用“无差别伤人/随机伤人”一词,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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