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健康，其中一个主要的标准是言论自由。越是民主的国家，言论自由越受法律保护。

当今社会，由于社交媒体的发达，言论自由甚者被视为基本人权。如果世界任何政府滥用政权，约束言论自由、设立局限，绝对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严重则受到人民的讨伐。这就凸显出言论自由是多么可贵的权利。

在捍卫和保障这个权利，传统和社交媒体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两者虽然形式截然不同，但有相同的意义，那就是传播信息与内容。

社媒颠覆收信息模式

传统媒体，如报刊、杂志、电视、广播都因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社交媒体的诞生，更是颠覆了人们吸收信息的模式。

以往，信息内容的素质非常重要。就拿新闻主播为例，除了智慧外表需并肩，还需要咬字清晰，反应快捷，头脑敏捷。今日，任何人即使不符合以上所提的素质，都有机会成为网红或者“专家”。吸睛、流量成为了最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和考量。

也因为如此，传统媒体，被标签为夕阳领域，社交媒体却视为取而代之的媒介。当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在4月13号向推特提交了一份以430亿美元的非约束性私有化建议，正正衬托出社交媒体影响力的价值，也给言论自由套上了一个价位。

自古以来，富豪对媒体的热爱都是有迹可循。1887年创办的《华盛顿邮报》，被美国著名金融家，尤金·艾萨克·迈耶 （Eugene Meyer），也是当时美联储主席和世行行长，在1933年收购。他和他的女儿、女婿重振报馆，让《华盛顿邮报》在20世纪成为了非常具影响力的报刊。由于股神巴菲特也在1974年入股成为股东之一，报刊一直可以维持独立和公信力。

当然，社交媒体也影响了报馆的发行量，虽然有尝试转型，可仍然无法和数字化的大趋势抗衡。到2013年，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以2.5亿美元收购了这个传奇报刊。

大家熟悉的《纽约时报》也和另一位大富豪有关。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在2008经融风暴时，大举入股。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美国经融界一片哀鸿，《纽约时报》一度在2009濒临破产。斯利姆再次出手，贷款近2.5亿美元给报馆，渡过难关。

我国也有相似的“富豪与报馆”的情缘。

香港历史悠久的《南华早报》是流量最大的英文报，多年来都是属于我国首富郭鹤年相关的集团。郭老在1993年从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收购过来，一直到2016年才以2.6亿美元转售给阿里巴巴的马云。

就连我最喜欢的日报——《南洋商报》在1923年由知名华商陈嘉庚创办，接着曾一度由丰隆银行大亨丹斯里郭令灿掌控，到最后归丹斯里张晓卿的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旗下。

媒体富豪离不开干系

由此可见，媒体都与世界富豪离不开干系。如今，就连社交媒体也一样。说到底，人的追求一向是钱财、权力和影响力。

媒体，特别是报馆，过去确实是少有的领域，能够让掌舵人，同时享有三者。可是，随着今时的媒体氛围，钱财并不是重点，更多的是后两者。而能掌控媒体的人，无论是传统或是社交媒体，是最接近控制和发放言论自由的权利。

就因此，我至今一直坚信传统媒体永远不会淘汰。虽然无可否认社交媒体的功能和传播信息的速度，但它也终究只是个平台、工具。

媒体的价值，始终在于他的编辑部。编辑部负责的，就是内容。传播方式可以因为科技，时代而改变。可是中立、客观、与诚实的内容，会是决定媒体真正存在的价值。主宰言论自由，也是从媒体开始。那么，言论自由，到底值430亿美元吗？我个人认为，理应无价。

（作者为Tradeview资本总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