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一场大马ESG征途·下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本地教授连惠慧博士，最近爱上了一本厚达500多页的书 ——《善经济》。

书中倡议着真善美的经济如何构建出美好社会，而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又如何将企业利益最大化。

有趣的是，对刚被国际学术认证机构Reseacher.com评选为全球1000位顶尖金融与经济学者的连惠慧而言，这概念与佛教2500年前主张的“利他利己”不谋而合，只是来到了这个世纪，它有了新的代号“ESG”（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及Governance治理），更在冠病大流行后凸显其重要性。

有学者预测，这组字母至少将叱咤未来半个世纪，但关键问题是：我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成为利益交换筹码

对马中大湾区科技联盟秘书长邓炯州而言，早在2018年大马交易所(Bursa)推出自己一套ESG标准前，ESG 其实一直都存在于现有体制下的各个方面。举例，我国在保护环境环节中有一套明确的法令与条规来管制；在雇佣劳工方面，我们也有不少劳资双方的相关法令，只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碎片化地存在，并没有整合成一套更全面、精细的综合机制。

他向本报指出，一家企业的形象扮演重要角色，加上能影响股市表现，因此不少大集团都会将ESG视为企业形象工程。这样的操作并没不妥，但在我国出现的却更趋向于个人形象的粉饰，又或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一些企业会利用集团资源，又或外国企业的ESG投资来进行个人形象包装，如，慈善、环保工作等，以换取更多的磋商资源，再不就试图借此力争勋衔。”

他以企业社会责任（CSR）为例，部分本地企业看似捐钱做善事，再不就‘协助’地方政府推动某些项目，然后冠上CSR的名义。然而，这种一次性且投机性质的“贡献”，更像是一场个人形象包装秀，并不具备长期效益。

行善缺乏长期效益

一名不愿具名的“拿督级”槟城议员向本报指出，不少企业在推动“善举”时都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出发点不仅偏离ESG 的意向，更没实际地惠及集团。

“你看CSR就知道了，有者做的十分Low（低级），以为偶尔捐钱、送物资就够了，也不在乎年度报告中如何交代，因为更看重本身与权力机构的关系。”

这名议员透露，他曾建议企业常年捐助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保育古迹，或大自然修护等项目，惟企业更倾向于不需长期承诺的活动。

据了解，欧美很多企业的ESG方式相对较具长期效益性质，且具备交易意义。无论是“领养”方式保护古迹、或拨款在保育稀有动植物项目，业者都会派职员参与，而不是拨款了事。

“此外，他们也不时对外举办教育觉醒活动，唤起企业内外对该课题的认知。相对的，我国企业灾难时捐物资、佳节送礼，又或出自传卖了做教育慈善等做法，显然较不具备长期效益，更有欠透彻。”

免成官商滥用“公器”

ESG被滥用的情况，或许还有我们想像不到的一面。邓炯州表示，我国国情相对复杂，官商潜规则的一些‘黑操作’也不时带上法庭并被定罪。若机制不透明、监督不严谨，加上评级单位的独立性被vdd质疑，都很容易让ESG成为企业与权力机构交换利益条件的‘公器’。

再者，由于Bursa的标准多由上市公司所遵守，非上市公司和家庭工业可能面对门槛太高的窘境，因此不少非政府组织和各别州官联单位也先后推出自己的一套准绳，这大大加剧了往后所可能出现的矛盾。

“试想想，Bursa有了自己的标准，如果槟州政府另有一套标准，环保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又有一套标准，届时中央政府出台一套准绳时，我们要跟谁的呢？”

“萝卜”利益吸引企业

邓炯州强调，其实ESG还是有值得推行的社会意义与企业价值，无奈很多时候我国的政治乱局、官联机构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利益单位的角力，都让原本拥有良好初衷的计划，最终沦为各方的工具。

也因如此，他认为国内的现实情况需纳入在政府的落实考量内，以便减低任何被滥用的可能性。其中政府、企业、民间、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结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一旦各方各司其职，加上政府的赋权，我国的ESG也能落实得相对妥当。

较早前，他也提醒，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社会在倡导ESG 时多与利益挂钩，将之打造成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的“萝卜”，因此才吸引企业像觅食的兔子般毫无疑问地跟随。

然而，这些标准背后都是庞大的商机，如打造ESG时的机制、教育、培训、审核、评级，以及日后出现的再培训、再审核与评级等，全都是一笔开销，更蕴藏着国际间的角力。

“不是说ESG就不好，我国还是要推动的。只是必须在推行前清楚了解它背后的经济目的，解构间中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意图。”

消费群付不起代价

联合国中小企业创新协会会长方翰杰博士坦言， 本地企业要落实ESG，还得面对几种现实考量。

第一，我国的商业结构相对较多枝节，外包分包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赚幅也有限，落实ESG很可能将加重业界生产成本。

第二，我国在现有体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保障，如医疗体系、社险、公积金等，若外国企业以更高标的ESG为由，要求我国落实额外的保障，无疑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成本。

第三，我国消费群体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为ESG买单。尽管部分企业成功在不增加成本下落实ESG，但不少还是须承担一笔不小的开销。就此，顾客是否愿意为ESG买单成了关键。

“新加坡要落实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消费群体相对成熟，消费能力强。但我国则不一样，我们的社会可能付不起这个代价。”

须分阶段栽培企业

方翰杰站在国际博弈的角度指出，发达国家经常将不环保的行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之后又对发展中国家展开更高标的要求，这无疑等同将高额成本转嫁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甚至还在各方面牵制这些国家的发展。

他举例，一位卡车司机为了方便卸货，因此让一位步入青春期的儿子留在车上，哪怕后者什么都没有做，但这在我国看似无伤大雅的举动，在美国来说是违例的。

“这显然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着我们。他们撇得一干二净后，就展现一幅清高姿态。最后跨国企业可能越做越好，但是本地的中小企业呢？”

我国还没准备好

他强调，其实ESG不是不好，惟我国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即使目前上市公司都已经落实了ESG， 但到位与否，及能否让其他企业相继推展都有待检视。

“如果你的公司与外国有联系的话，那必须得推展ESG， 不然以后出路就少了。家庭工业要落实自然是好的，但需要考量成本。”

他建议，若要我国全面落实ESG，政府有必要分阶段鼓励，其中相关部门有必要大量栽培企业，同时相关的教育工作也应该渗透到消费群中，以培养他们的成熟度。

此外，企业也必须得从内部做起，例如要有自省能力，并提升企业规格。也唯有提高竞争能力，才能掌握市场话语权，而不是靠外部压力来自我提升。

官联机构以身作则

在理科大学任教的连惠慧教授认为，我国若要落实ESG，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让官联公司或机构先推行。

尽管她不认为私人界有继续推搪落实ESG的借口，但最有说服力的方案，莫过于先让官联机构开跑。

“以身作则的方法可让私人界没有借口不落实，同时也能让官联机构彻底了解当中的实际运作情况，之后再调整完善整个机制。”

她也建议政府在现有政策下，对落实ESG的企业加大税务减免的奖掖鼓励，甚至颁发认证等。

她坦言，无可否认，企业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赚钱，若能赚钱之余还打造真善美世界，甚至还能为企业带来更长远的价值，各方都应该积极正面地看待ESG。

结语：去芜存菁落实ESG

打从穴居人围火群居开始，人类就该本能地意识到唯有群体合作，朝同一个目标迈进，才能让大家克服共同的生存威胁。

如今，全人类真正面对的共同危机不是利益不够，而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粮食短缺所引发的资源纠纷、一系列的传染病、一连串的掠夺剥削，以及一场场导致民不聊生的政治纠纷。明乎此，ESG无疑是缓解危机的密码，而无论社区、国家，乃至全球更需要集体面对，共同承担，才能确保我们都能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下继续生存。

或许，目前更有意义的思考是我们该如何去芜存菁，并在不对中小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压力下，将ESG落实得与理想更近一些。如果ESG注定是人类宿命里的一场长征，愿我们能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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